中国式博弈——温州社会变革见证录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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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原生态记录温州30年变革的书；一本由温州人自己讲述创业传奇的书；一本以鲜活的个案诠释温州精神的书。
　　每个温州人必须了解的历史，每个期望了解温州现象的人必读书！本书是温州社会各界人士口述温州社会变革的真实记录，分五个部分：政策回眸、商界风云、社会变迁、民间组织及社会众生。34位当事人的口述，折射出不同阶层的人们在温州经济和社会秩序变革中生存状态的衍变历程，以及由此萌发的对社会改革目标的多元化要求。

内容简介

本书是温州社会各界人士口述温州社会变革的真实记录，分五个部分：政策回眸、商界风云、社会变迁、民间组织及社会众生。34位当事人的口述，折射出不同阶层的人们在温州经济和社会秩序变革中生存状态的衍变历程，以及由此萌发的对社会改革目标的多元化要求。今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本书记录的这一个个温州人鲜活的创业传奇，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到温州敢为人先、持续创新的答案。

作者简介

朱丹，浙江财经学院副教授，从事社会学研究多年，主要学术方向为女性研究。

目　　录

前言
辑一政策回眸
他们说我是“个体书记”
温州改革试验区重要政策出台的前前后后
风风雨雨话温州——温州政策研究者如是说
我与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风雨同舟
十年求索，终修正果——温州股份合作经济的坎坷命运
敢为天下先——开创“挂户经营”先河的金乡
温州本土经济学家侃温州
推倒户籍的“柏林墙”——温州户籍制度的变革
从3.87到21.5——温州住房制度的变迁
摸着石头过河——温州劳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辑二商界风云
为了生存与发展——一个逼出来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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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辑一政策回眸
　　口述者：80年代中后期温州市委主要负责人男
　　口述整理者：王文奇
　　访谈时间：2004年4月20日
　　访谈地点：该老同志的家
经过再三的努力，老人的家属终于同意接受访谈。当我们在约定的时间赶到老人的家时，房屋陈设的简陋有些让我们吃惊。你很难想象这就是一个曾经担任温州市“第一把手”的家。老人由于身体的原因，只能用低沉的声音与我们交流。他偎靠在一把藤椅上，说话时，右手不停地颤抖。谈话间隙，他艰难地喝下了一碗中药、但他思维的缜密，头脑的清晰与身体的孱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们说我是“个体书记”
时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有些事情记不大清楚了，有些事情也不必要再说了，已经成为历史了。历史自有公允，历史是客观的。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尊重的，我们全党、全民曾付出过高昂的代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重新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十分重要。
我是1985年12月去温州的，当时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诸如“包产到户”的争论非常之大。就在我去之前，市委书记还在抓资本主义，曾抓过著名的“八大王”。省委派到温州的工作组接连不断。
我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首先要让老百姓相信你，让老百姓吃饱饭。那时我的想法是要搞好国有企业，我也是按这个初衷去实践的。我做的第一步就是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何去何从，让实践来说话；是好是坏，让实践来说话。
国有企业中我们调查了友谊工厂，汇总的意见是搞不好。因为它的产出少，投入也少，你叫它积累根本是一句空话。国有企业一般来说都不容易搞好，虽然它也是尽力的，但它的机制、体制决定了它的命运。我也调查了个体私营经济，它最大的生命力是投入小、产出大、积累多、良性循环。它的投入产出比例是这样：1元钱投入，有10元钱的赢利；而我们的国有大型企业，10元钱投入，只有1元钱赢利。反差这么大。
国有企业不改革，就必定萎缩，这是规律，不可阻挡的。当时我提出这个观点，争论很大，笑我是“个体书记”（笑了起来）——不是老百姓，是政界的人背后这么说的。

辑一 政策回眸 　　口述者：80年代中后期温州市委主要负责人 男 　　口述整理者：王文奇 　　访谈时间：2004年4月20日 　　访谈地点：该老同志的家 经过再三的努力，老人的家属终于同意接受访谈。当我们在约定的时间赶到老人的家时，房屋陈设的简陋有些让我们吃惊。你很难想象这就是一个曾经担任温州市“第一把手”的家。老人由于身体的原因，只能用低沉的声音与我们交流。他偎靠在一把藤椅上，说话时，右手不停地颤抖。谈话间隙，他艰难地喝下了一碗中药、但他思维的缜密，头脑的清晰与身体的孱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们说我是“个体书记” 时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有些事情记不大清楚了，有些事情也不必要再说了，已经成为历史了。历史自有公允，历史是客观的。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尊重的，我们全党、全民曾付出过高昂的代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重新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十分重要。 我是1985年12月去温州的，当时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诸如“包产到户”的争论非常之大。就在我去之前，市委书记还在抓资本主义，曾抓过著名的“八大王”。省委派到温州的工作组接连不断。 我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首先要让老百姓相信你，让老百姓吃饱饭。那时我的想法是要搞好国有企业，我也是按这个初衷去实践的。我做的第一步就是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何去何从，让实践来说话；是好是坏，让实践来说话。 国有企业中我们调查了友谊工厂，汇总的意见是搞不好。因为它的产出少，投入也少，你叫它积累根本是一句空话。国有企业一般来说都不容易搞好，虽然它也是尽力的，但它的机制、体制决定了它的命运。我也调查了个体私营经济，它最大的生命力是投入小、产出大、积累多、良性循环。它的投入产出比例是这样：1元钱投入，有10元钱的赢利；而我们的国有大型企业，10元钱投入，只有1元钱赢利。反差这么大。 国有企业不改革，就必定萎缩，这是规律，不可阻挡的。当时我提出这个观点，争论很大，笑我是“个体书记”（笑了起来）——不是老百姓，是政界的人背后这么说的。 经过对温州十三个县的调查，我们最后形成了一个报告《国有、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五个轮子”一起转》，报告中提出这样一个主张：在温州的主导经济不是国有、集体经济，而是个体私营经济。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领域，在某些生产环节，个私经济是主力军》，这篇文章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头版头条，还有《中国供销合作时报》，也是头版头条，时间记不清了。 我的一些想法都是从实践当中来的。我认为解放以后，我们在农村工作中曾出现过急躁冒进倾向的错误，最典型的就是“学大寨”，“小靳庄”我也去过。这些经验教训太深刻了，我们应该吸取这些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真正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 我们再从实际看，温州的经济是有生命的，这样的经济老百姓欢迎，国家也很欢迎。就在温州经济发展备受争议的时候，有些人提出温州是“偷漏税经济”，也就是说，温州富起来，是靠偷税漏税富起来的。我不否认温州有偷税漏税这种事情，但是当时我回答他们：我们温州国民收入100元钱，就有7元钱是税，这是全省都有名的。我请问，如果温州偷漏税多，那其他地方是不是就更多了？ 其实呢，应该去研究的是如何对个私经济加强管理。当时中共浙江省委针对温州的情况，正式下文提出了六字方针——“教育、引导、管理”。“教育、引导”是要的，关键在于怎么理解“管理”。管理在强化了政府的职能的同时，还应该让市场经济畅通发展。我们今天经济改革之所以成功，就是培育了市场环境，如果没有培养市场，那市场经济无从发展。温州市政府出台一系列促进温州个私经济发展的文件，那是因为发展个私经济，需要一个保护的环境，需要用旗帜鲜明的条款保护个私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它一定要有一个大的环境，也要有一个小的环境，最好的环境是一方官员的头脑要冷静，要站得高看得远，要从长远利益出发。 经济体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经济发展有它内在的规律。我们国家的金融机制是国营的机制，个私经济一发展，直接冲击了我国金融既有的模式，所以温州率先实施了新的金融浮动利率，率先开设钱庄，这在温州是不奇怪的事情，但是当时这样搞的确有争论。对温州这些新的金融现象，老百姓们说“好得很”。 由于国有银行对个私经济经营者的贷款有限制，这样个私经济经营者连着一两年吧，不跟银行打交道，他们向民间借贷，所以出现了民间金融倒台的教训。我到温州去工作第一个就是一批“抬会”倒台。改革开放之后，银行还是实行与计划经济时期一样的政策是不行的。 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就是产权明晰。当时温州有的企业生存的周期很短，什么原因呢，就是产权不明晰。当时温州农村的企业，如协办企业，实际上都是个人投资的，集体没有什么投资。所以1989年以前，我们组织了三十多人的工作组搞产权明晰，如果不搞产权明晰化，即使搞经济体制改革，那都是假的，没有落实到实处。中央调查组来温州调查，最后肯定这么做是对的。 我认为自己对温州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搞股份经济。桥墩门啤酒厂我最熟悉了，现在那厂长已经去世了，我最早在那里作调查，啤酒厂的事也可以说是我导演的。 老百姓日子好了就好，我官大官小没有什么，死得早死得晚也没有什么，我想为老百姓办一点事，我想得很多。当时省里曾经要把改革试验区取消掉，我认为不能这么做，改革试验区这是中央决定的，省里无权取消，试验区的领导是由中央和省委干部担任的，中央的领导中有杜润生，这是有文件的。 温州经济发展中，一些国有企业倒闭，工人下岗，我们当时的政策是一个人补偿1万元钱。当时1万元相当于现在10万元，工人们拿到钱都非常高兴。这1万元，企业能拿就企业拿，企业拿不出就政府拿。 那时包括学校医院里的征用土地费长期解决不了，后来基本上都处理好了。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了，养老金、土地收益金都要征地单位承担，学校、医院用农民工也是没办法，必须要用。农民工每人拿了1万元，他们满意了，单位也就不用再给他们安排工作了，减轻了负担。农民工拿了钱做生意去，高兴得很。 市政建设我们那时开了个头，利用级差地租，改造了人民路。当时省里面跟我说停下“楼堂馆所”，我说我这个不是楼堂馆所，我没有搞楼堂馆所，我是改造人民路，而且是非政府投资的，是集资联建。我记得我们改造了28万平方米，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扩路，我是尝试一下，看看究竟怎么样，当时可以说走在全国前列。 社会保障简单地开了一个头，搞了一些试点，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中搞社会统筹，这是在1987年、1988年、1989年，三年实验。我们当时就怕把这笔钱挪为他用，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账户到个人。教育方面，我认为整个来讲，温州当时的教育是不错的，平心而论，某些县、某些乡村还是远远不够的。当时情况最清楚的还是宋文光，宋文光当时是试验区办公室的主任。 在温州几年，我没有在重大问题上犯错误。我的思想有点偏激，人们一下子接受不了。有人说，你这人太傻了，公开发言，暴露自己，这个不应该，要收敛一下。我态度很明确，错要错个明白，对要对得正大光明。 　　访谈感想 他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温州的最高领导。那时候，温州的私营经济比例已经占工业的40％、商业的50％和交通服务业的80％，温州成了全国最著名的私营经济的大本营。温州私营经济的发展虽然与他息息相关，但在上任的第一天他却是带着一种极端不信任的眼光打量私营企业。“我是带着一大堆的问题到温州来的”，他说他在温州的几年，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要保护发展经济的排头兵，也就是保护私营企业。于是有了他在任时的许多“中国首创”：“个体挂户经营”、“私营企业”、“股份合作”，等等。 到底是支持还是打击“个体经济”？十八年前，这是这位温州市领导必须抉择的问题。今天，这早就不是问题，然而，十八年前，这是一个大问题。 让事实来说明一切——没有武断、没有成见，而是实地调查，制定真正符合民情的政策，保护民间经济的发展。老书记并没有过多描述自己当年承受的压力，但“个体书记”的称号——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并不轻松的称号啊！ 温州的路走得并不平坦，偷漏税问题、金融“抬会”足以让人对温州刮目相看，更不要说新鲜的“股份合作制”、“产权明晰化”。在全国人民都承认温州所取得成就的今天，人们更多地发现，经济发展不是单维的，经济多元化必然推进整个社会的配套革新，温州在改造城市、社保统筹等方面通通走在了全国前列。 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忍不住问，您当年做事怎么这么大胆？他说：“自己有见解，无私所以无畏，做事情不拖后腿。”我想说，“尊敬”是我们那一刻最强烈的情感。 在本书即将问世的时候，我们却没有机会赠送给他了，因为这位令我们尊敬的老人已经离世。我们相信，温州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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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画

中国式博弈——温州社会变革见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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