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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从少年时代起，李元先生就被浩瀚无边的夜空所吸引。高中毕业后，李元先生即进入紫金山天文台，从事与天文相关的工作。李元先生说，紫金山就是他的大学，这里是他之后的锻炼、成长和发展的序曲；北京天文馆是他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和创新的主旋律；而中国科普研究所是他开阔眼界、不断探索、收获成果的高潮。他说，他感觉自己是很幸福的人，因为他所干的事是社会所需要的，是他感兴趣的，他把自己的兴趣爱好与国家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了……

目　　录

难忘紫金山天文台岁月
一、初上紫金山
二、上海编杂志
三、考进天文台
四、相关文章
古台蒙难百年祭
忆大众天文社
王天一——中国科普期刊事业的先驱者
创建北京天文馆
一、在宁筹备
二、来京建馆
三、天文科普
四、相关文章
用行动来纪念高鲁先生(李杭)

难忘紫金山天文台岁月 一、初上紫金山 二、上海编杂志 三、考进天文台 四、相关文章 古台蒙难百年祭 忆大众天文社 王天一——中国科普期刊事业的先驱者 创建北京天文馆 一、在宁筹备 二、来京建馆 三、天文科普 四、相关文章 用行动来纪念高鲁先生(李杭) 回忆与竺老的相识——写在《竺可桢全集》出版之时 我国首部宪法与北京天文馆 通向宇宙的窗口——纪念天文馆诞生60年 来到科普所 一、调入科普所 二、介绍和引进《牛顿》杂志 三、倡导太空美术 四、相关文章 学习外国科普书刊的好经验，为繁荣我国科普创作而努力 宇宙的桥梁——怀念太空美术大师C.邦艾斯泰 从看星开始(的事业) 一、对星图的迷恋 二、举办展览与引进书刊 三、撰写书评 四、国外科普考察 五、送“嫦娥”远航 六、大日食涌动大科普 七、领袖与科普 八、6741号小行星从天而降 九、相关文章 毛主席来到紫金山——我的珍贵回忆之一 周总理看星——我的珍贵回忆之二 少奇同志关怀天文馆——我的珍贵回忆之三 中南海里谈科普 中华儿女名挂太空 高士其照亮了“高士其星” 廖庆齐——香港太空馆创始人 日全食：一种客观的自然现象 大日食涌动大科普 传播知识的古堡——纪念史密松学会150周年 回忆先师与故友 一、张钰哲 二、陈遵妫 三、李珩 四、蔡章献 五、藤井旭 六、卞德培 七、沈左尧 八、岩崎贺都彰 九、相关文章 张钰哲——中国天文科普事业的引路人 蔡章献——台湾天文事业的先锋 沈左尧与科普美术 作品精选 中国的科学普及工作 奇妙的宇宙旅行——记北京天文馆人造星空的表演 它使星光洒满人间——纪念天象仪诞生60年 中国天文馆事业的回顾和展望 迎接新的《地理知识》——办好现代化科普期刊的启示 漫谈外国科普美术和资料 通向世界的窗口——美国《全国地理》杂志评介 60年来关于发现“新行星木王星”的论战 太空美术与科学普及 日本科普事业概况 结语：与时俱进，继往开来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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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北京天文馆
一、在宁筹备
实际上，我在紫金山天文台的工作之一就是筹备天文馆，我一方面干天文台的事情，一方面筹备天文馆的事情。
1948年考入紫金山天文台以后，我做观测工作。我主要观测太阳黑子，还有天上的某些变星和彗星等，但重要的是学习观测的技术，因为大望远镜的观测技术并不简单。在张钰哲台长的领导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学会了一些天文观测的基本技术。此外，我还要学习一些天文知识，尽管自己也读了不少书，如《普通天文学教程》，但是和正规专业毕业的同志相比还是很有差距的。1951年，我们还进行了俄语突击学习，突击学习了以后还有一些效果，后来我还能看一些简易的俄文天文书，一般的天文专业的英文书也可以看。
我们向大众普及天文知识，在组织参观时，我把太阳黑子照在望远镜后面的投影板上，本来投影的直径大概20厘米，我把它放大到30厘米，或更大，以产生更好的视觉效果；若用遮光的设备还可以看日面的米粒组织在太阳表面运动，大黑子的本影、半影也看得很清楚；我还画上红红的火焰——日珥，就算看不见，我也给画上，看着挺热闹的。晚上天晴的时候，我们组织一部分人看月亮、星星。我们还经常组织演讲、广播等，干这些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锻炼。有天文台的工作经验，办天文馆就有了基础。
以前我读过张钰哲的书，他呼吁在首都建一个天文馆，但那时只是个梦想。中国天文学会第一任会长高鲁对天文馆建设也曾鼓吹过。他们还想出办法，即发行邮票，卖邮票的一半收入用于建天文馆，但抗战爆发后全吹了。尽管如此，我到紫金山天文台看外国杂志对天文馆的介绍，里面有很多详细的材料，我向往天文馆，我有志建天文馆，感觉到建天文馆是一件很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
张钰哲当年在美国就看到芝加哥天文馆，他就写了《假天》，就是“假的天空”，后来我就改称为天文馆、天象仪。张钰哲说，如果为了普及科学，开发明智，在国都所在地建立一个天文馆又有什么不好呢。他对建天文馆很有兴趣，也可以说我的兴趣是他带动起来的。
1949年11月，我在《宇宙》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纪念高鲁先生——天文学会的创办人，也是天文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但纪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天文馆——“Planetarium”。建立天文馆，新中国可以做到。我跟张钰哲说要建天文馆，他早就想建，就是没人做，我正要做，他就很支持我，我就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了。
1953年，张钰哲到苏联访问，第一次看到苏联的天文馆，回来写了访苏报告，在天文普及方面他介绍了莫斯科天文馆。他认为，我们北京也应该建一个天文馆，所以我筹备天文馆他是完全赞成的。

创建北京天文馆 一、在宁筹备 实际上，我在紫金山天文台的工作之一就是筹备天文馆，我一方面干天文台的事情，一方面筹备天文馆的事情。 1948年考入紫金山天文台以后，我做观测工作。我主要观测太阳黑子，还有天上的某些变星和彗星等，但重要的是学习观测的技术，因为大望远镜的观测技术并不简单。在张钰哲台长的领导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学会了一些天文观测的基本技术。此外，我还要学习一些天文知识，尽管自己也读了不少书，如《普通天文学教程》，但是和正规专业毕业的同志相比还是很有差距的。1951年，我们还进行了俄语突击学习，突击学习了以后还有一些效果，后来我还能看一些简易的俄文天文书，一般的天文专业的英文书也可以看。 我们向大众普及天文知识，在组织参观时，我把太阳黑子照在望远镜后面的投影板上，本来投影的直径大概20厘米，我把它放大到30厘米，或更大，以产生更好的视觉效果；若用遮光的设备还可以看日面的米粒组织在太阳表面运动，大黑子的本影、半影也看得很清楚；我还画上红红的火焰——日珥，就算看不见，我也给画上，看着挺热闹的。晚上天晴的时候，我们组织一部分人看月亮、星星。我们还经常组织演讲、广播等，干这些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锻炼。有天文台的工作经验，办天文馆就有了基础。 以前我读过张钰哲的书，他呼吁在首都建一个天文馆，但那时只是个梦想。中国天文学会第一任会长高鲁对天文馆建设也曾鼓吹过。他们还想出办法，即发行邮票，卖邮票的一半收入用于建天文馆，但抗战爆发后全吹了。尽管如此，我到紫金山天文台看外国杂志对天文馆的介绍，里面有很多详细的材料，我向往天文馆，我有志建天文馆，感觉到建天文馆是一件很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 张钰哲当年在美国就看到芝加哥天文馆，他就写了《假天》，就是“假的天空”，后来我就改称为天文馆、天象仪。张钰哲说，如果为了普及科学，开发明智，在国都所在地建立一个天文馆又有什么不好呢。他对建天文馆很有兴趣，也可以说我的兴趣是他带动起来的。 1949年11月，我在《宇宙》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纪念高鲁先生——天文学会的创办人，也是天文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但纪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天文馆——“Planetarium”。建立天文馆，新中国可以做到。我跟张钰哲说要建天文馆，他早就想建，就是没人做，我正要做，他就很支持我，我就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了。 1953年，张钰哲到苏联访问，第一次看到苏联的天文馆，回来写了访苏报告，在天文普及方面他介绍了莫斯科天文馆。他认为，我们北京也应该建一个天文馆，所以我筹备天文馆他是完全赞成的。 1950年11月，当时国家成立的一个专门搞科普的机构是中央文化部下面设立的中央科学普及局。普及局局长叫袁翰青，是化学家，北大教授。袁翰青搞科普是很有成绩和影响的。抗战时候他就在兰州设立了一个兰州科学馆，实际上就是普及科学知识的地方。因为在，1941年张钰哲带领日食观测队到甘肃去观测日全食时，就与袁翰青交往挺多，他们本来就认识，都是留美的。50年代，袁翰青准备成立中央人民科学馆，就是后来的中国科技馆，要搞科普计划。那时候在北京大学教数学的戴文赛(后来是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和我也熟，很了解我，把我推荐给袁翰青，说要搞普及天文方面的工作，就找李元来做。后来，袁翰青就发信到紫金山天文台，说请李元同志来工作一段时间，但张钰哲不放人。袁翰青又写信来说，就去一个月，张钰哲才派我去了。 我带了三部电影片到北京。一部是1936年在日本观测日全食的电影，是余青松带队去拍摄的；还有一个是1941年9月21日在甘肃观测日全食的纪录片，这大概是当时世界上第一部反映天文观测方面的彩色纪录片，或在当时是很少有的彩色影片；第三部是从英国文化委员会借的，叫《经度和纬度》，也是彩色影片。那时候英国文化委员会在南京和上海都有图书馆，还搞活动，如放电影啊、听音乐啊、看书啊，是英国大使馆办的。我经常去，在上海时我也去。美国新闻处也办这些。不管他们有什么别的动机，我经常去看科普电影，关系很熟。以前我在南京大学就放映过这些片子。那些大教授们都看得津津有味。那都是我们大众天文社办的，我们印票，一场看不够，还得两场。打一个“星”的记号就是看了第一场，打两个“星”就是又看了第二场。 我带这些片子到北京文化部电影局，他们没看过这些。由于是无声的影片，我来做解说。我解说得比较生动，他们就看得挺高兴。我还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放过，也在中苏友好馆放。我那三部片子在那些地方一炮打响。我见到袁翰青就说，咱们以后应在北京建立天文馆。他说，“是，我刚从苏联访问回来，我感觉苏联的天文馆做得不错”。这就为建北京天文馆埋下了伏笔。因为他是科普局局长，得到他的支持就好办了。我在北京一个多月就回南京去了，我跟张钰哲说，建立天文馆的机会有了，北京的人也很想搞。他说，“那你就筹备吧！”所以我就开始在紫金山天文台筹备建北京天文馆的事情。 我不断地搜集有关天文馆的资料，不管是哪国的都搜集，英美的多，美国的最多。那时，紫金山天文台的龚树模正在美国加州大学学习天文专业，我也给他写信，请他帮我搜集美国天文馆的资料。我还有亲戚住在美国，也帮我搜集。 当时的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联。我搜集的都是美国的资料，这怎么行。结果我又“碰巧”了一次。 1952年，我到上海我哥哥家过年时，去影院看电影。电影开始放映“今日苏联”——是加映片，接着是“下课以后”，这是演一群青少年到莫斯科天文馆去参观的事情。嘿，这段看得很起劲。我没去过莫斯科天文馆，正好在影片中有学生参观天文馆的情景。我看到在莫斯科天文馆里演示人造星空的情况，还有演讲的情况，馆内仪器和设备。虽然只有几分钟，但内容挺好。回到南京，我找到江苏电影公司，我说，我们要“下课以后”的拷贝。他们马上就调出拷贝。这样，照片就有了，多巧啊！所以有心人随时可以抓住机会去做想做的事。后来这些照片还真发挥了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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