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迈利的告别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编辑推荐

★ 英国国宝级作家张爱玲、王朔激赏推崇的文学大师
约翰·勒卡雷献给“失意”间谍的时代挽歌
传奇间谍乔治·史迈利谢幕之作

★ 背叛需要两个条件：恨某个人，同时爱那个人。
这导致背叛的“恨”，竟可以使激发忠诚的信仰不堪一击。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英国国宝级文学大师约翰·勒卡雷经典之作，同名电影获第84届奥斯卡三次提名）

内容简介

　　《史迈利的告别》（The secret pilgrim）是一部洋溢着回忆忧伤的间谍小说。
　　“我们的理想是自由，但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已经放弃了太多的自由。”
　　柏林墙被推倒，一个时代就此完结。即将退休的英国情报官员内德邀请自己的导师史迈利为年轻的学员们演讲。伴随着史迈利的讲述，内德也陷入了记忆中……胜利时的意气风发、危急时的扣人心弦早已淡漠，失败后的消沉与被背叛的痛楚却久久无法抹除。
　　我们打败了对手，却只剩下人性的残缺。

作者简介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原名大卫·康威尔（David Cornwell），1931年生于英国。曾就读于伯尔尼大学和牛津大学，在伊顿公学教授过两年法文与德文。18岁被英国军方情报单位招募，担任对东柏林的间谍工作；1958年就职于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同时开始写作。1963年，第三本著作《柏林谍影》问世，知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盛赞：“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由此奠定文坛大师地位，并转为全职写作。在过去的50年中，勒卡雷居留于伦敦与康沃尔郡，笔耕不辍，迄今共著书23部，有4部入选美国推理作家协会（MWA）“百佳推理小说”，3部入选 MWA十大流派名作排行榜“十佳间谍小说”，获奖无数，被《泰晤士报》评为“1945年以来50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也被西方评论界誉为“在世最好的英语小说家之一”。

　　译者：张鲲，1976年生于安徽，1997年起接触文学翻译，2002年出版第一部译著。翻译态度严谨细致，译笔通达晓畅，迄今已在世纪文景、上海译文、商务印书馆、新星出版社等社出版译著13部，逾400万字。2001年、2004年曾获第四届、第五届戈宝权文学翻译奖。译作有《末日巨塔》《伯恩的通牒》《黑色回声》等。

媒体评论

勒卡雷就是间谍小说家的第一人，而且第二名可能还没有出生。他的规格、视野、深度和情感完全超越了所有间谍小说书写者甚至这个类型小说基本框架所能拥有的。
——唐诺

……风格？这个词经常叫我困惑。老实说我不太想这事，这是非人力所能左右的，我倒想要约翰·勒卡雷那种冷淡的英国风格，可是学不来。
——王朔《无知者无畏》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首先请容我向你坦白：要不是因为我一时冲动，抓起笔来匆匆给乔治·史迈利写了封短信，邀请他在基础课程结束的晚上光临，给我那班快要毕业的学生讲课，要不是因为他居然同意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绝不会对你如此推心置腹。
　　最多我也只能告诉你一些乏味的陈年旧事。坦白地说，我总爱跟学生们唠叨这些故事，巴望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种种不为人知的侠义之举，或跌宕起伏，或足智多谋，或英勇无畏；当然，总还有许多英雄事迹只能以实用来形容。我会和你大谈当年是怎样在夜里跳伞到高加索地区，怎样乘着快艇冒险渡海，怎样抢滩登陆，岸边的灯光信号一明一灭，正在发送的秘密无线电讯号突然中断，等等。我会谈到那些默默无闻的“冷战”英雄，他们在做出贡献之后，毫不声张地隐匿到自己曾保护过的社会之中。还有那些滞留敌后的叛逃者，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我们从敌人的虎口中抢救回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没错，这确实是我们过的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们确实做过这些事情，有些事甚至还取得了挺好的结果。在那些邪恶的国家中，也有甘为我们冒生命危险的忠诚战士。他们往往是受到信任的，有时候他们的情报也能被善加利用。我希望是这样，因为若非如此，世界上最伟大的间谍也等于是毫无价值。
　　如果要说点儿轻松的，我会在见习生食堂里喝到第二杯威士忌的时候，跟他们讲一段特别的经历。想当年，在我本人的英勇领导之下，圆场派出的一个三人接应小组正在东德境内行动。我们哆哆嗦嗦地趴在哈茨山脉的一道山脊上，祈祷着天上传来一架没有标记的飞机引擎减速时发出的颤音，还有那顶随之飘落的黑色降落伞。祈祷得到回应后，我们顺着一片冰原溜到山下去拿宝贝，结果找到了什么呢？是石头，我告诉那些睁圆了眼睛的学生们。大块大块如假包换的阿盖尔花岗石。我们苏格兰空军基地的调度员错发来了训练用的箱子。
　　这段故事最起码还能得到一点回应，但我说其他的故事时，往往讲到一半听众都已经没兴趣了。
　　他说乔治在北康沃尔的哪个地方买了座小房子，而且越发不喜欢接电话了。乔治在埃克塞特大学挂了份闲职，学校还允许他用那边的图书馆。剩下的情形我能想象出来，心里不禁有些难过：乔治这位孤独的隐士在空无一人的乡野间踽踽独行，独自想着心事。年事已高的乔治偷偷溜到埃克塞特去寻求一丝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同时等待着前往间谍们跻身的瓦尔哈拉殿堂。
　　那他妻子安恩呢，她怎么样？我问彼得时压低了声音，提到安恩的名字时大家都会这样，因为这是个公开的、令人痛苦的秘密——比尔·海顿曾是安恩众多情人中的一个。
　　安恩还是那样，彼得说着像法国人似的耸了耸肩膀。她的几个亲戚在赫尔福德河口都有豪华宅邸。有时候她住在亲戚家，有时候在乔治这边。
　　我问他要史迈利的地址。“别告诉他是我给你的。”我记下地址时彼得说。把史迈利的下落告诉别人时，大家总会觉得有点内疚——我至今都不太明白是为什么。

首先请容我向你坦白：要不是因为我一时冲动，抓起笔来匆匆给乔治·史迈利写了封短信，邀请他在基础课程结束的晚上光临，给我那班快要毕业的学生讲课，要不是因为他居然同意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绝不会对你如此推心置腹。 
　　最多我也只能告诉你一些乏味的陈年旧事。坦白地说，我总爱跟学生们唠叨这些故事，巴望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种种不为人知的侠义之举，或跌宕起伏，或足智多谋，或英勇无畏；当然，总还有许多英雄事迹只能以实用来形容。我会和你大谈当年是怎样在夜里跳伞到高加索地区，怎样乘着快艇冒险渡海，怎样抢滩登陆，岸边的灯光信号一明一灭，正在发送的秘密无线电讯号突然中断，等等。我会谈到那些默默无闻的“冷战”英雄，他们在做出贡献之后，毫不声张地隐匿到自己曾保护过的社会之中。还有那些滞留敌后的叛逃者，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我们从敌人的虎口中抢救回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没错，这确实是我们过的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们确实做过这些事情，有些事甚至还取得了挺好的结果。在那些邪恶的国家中，也有甘为我们冒生命危险的忠诚战士。他们往往是受到信任的，有时候他们的情报也能被善加利用。我希望是这样，因为若非如此，世界上最伟大的间谍也等于是毫无价值。 
　　如果要说点儿轻松的，我会在见习生食堂里喝到第二杯威士忌的时候，跟他们讲一段特别的经历。想当年，在我本人的英勇领导之下，圆场派出的一个三人接应小组正在东德境内行动。我们哆哆嗦嗦地趴在哈茨山脉的一道山脊上，祈祷着天上传来一架没有标记的飞机引擎减速时发出的颤音，还有那顶随之飘落的黑色降落伞。祈祷得到回应后，我们顺着一片冰原溜到山下去拿宝贝，结果找到了什么呢？是石头，我告诉那些睁圆了眼睛的学生们。大块大块如假包换的阿盖尔花岗石。我们苏格兰空军基地的调度员错发来了训练用的箱子。 
　　这段故事最起码还能得到一点回应，但我说其他的故事时，往往讲到一半听众都已经没兴趣了。


	　　我觉得，写信给史迈利的冲动在我心里已经酝酿了很久，但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想法是在我有一回拜访人事组的头儿时产生的，我得常到他那儿去汇报学生们的进展情况。我顺便去高级官员酒吧点了一份三明治和啤酒，碰巧遇上了彼得·吉勒姆。彼得曾扮演过华生这个角色，乔治· 史迈利则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他们为搜寻圆场叛徒花了很长时间，最后发现此人正是我们的行动组组长，比尔·海顿。彼得一直没听到乔治的任何消息——哦，都有一年多了。 
　　他说乔治在北康沃尔的哪个地方买了座小房子，而且越发不喜欢接电话了。乔治在埃克塞特大学挂了份闲职，学校还允许他用那边的图书馆。剩下的情形我能想象出来，心里不禁有些难过：乔治这位孤独的隐士在空无一人的乡野间踽踽独行，独自想着心事。年事已高的乔治偷偷溜到埃克塞特去寻求一丝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同时等待着前往间谍们跻身的瓦尔哈拉殿堂。 
　　那他妻子安恩呢，她怎么样？我问彼得时压低了声音，提到安恩的名字时大家都会这样，因为这是个公开的、令人痛苦的秘密——比尔·海顿曾是安恩众多情人中的一个。 
　　安恩还是那样，彼得说着像法国人似的耸了耸肩膀。她的几个亲戚在赫尔福德河口都有豪华宅邸。有时候她住在亲戚家，有时候在乔治这边。 
　　我问他要史迈利的地址。“别告诉他是我给你的。”我记下地址时彼得说。把史迈利的下落告诉别人时，大家总会觉得有点内疚——我至今都不太明白是为什么。 
　　三个星期之后，托比·伊斯特哈斯到沙拉特给我们讲授在敌国领土上进行秘密监视的技巧，他讲这个是出了名的。当然喽，他留下来吃了午饭，而且兴致格外高，因为有我们首批招收的三位女生作陪。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得从我到沙拉特的时候算起），人事组总算是同意我们招女生了。 
　　不知不觉间，我打听起史迈利的名字。 
　　有些时候，就算是在柴棚里招待托比我都不愿意；有些时候我却会感谢上帝，因为他和我站在一边。不过随着岁月流逝，我发现自己面对什么样的人都能心平气和，这让我觉得挺欣慰。 
　　“哎呀，我的天哪，内德！”托比一边用他那无可救药的匈牙利腔英语喊道，一边往后理了理精心抹过油的浓密银发。“这么说你还没听说呢？” 
　　“听说什么？”我耐着性子问道。 
　　“亲爱的伙计，乔治现在可是捕鱼权利委员会的主席。难道他们什么都不跟你们乡下这边的人说吗？看来我得去找首长反映反映，当面跟他说。到俱乐部时在他耳朵旁边嘀咕一句。” 
　　“或许你可以先跟我说说捕鱼权利委员会是干什么的。”我说。 
　　“内德，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可有点儿担心了。可能他们已经把你从名单上划掉了。” 
　　“可能他们真这么干了。”我说。 
　　不管怎样他还是跟我说了，我知道他会说的，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得很震惊，好让他觉得自己更了不起。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确实很惊讶，直到今天还有这样的感觉。托比向我这个无福得知内情的人解释道，捕鱼权利委员会是由莫斯科中心和圆场双方情报官员组成的一个非正式工作团体。其职责——托比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他已经彻底丧失了感到惊讶的能力——是确定两个情报机构都感兴趣的情报目标，通过反复磋商建立起共享情报的体系。“内德，他们的想法其实就是以世界上的动荡地区为目标，”他语气中透出的优越感简直让人受不了，“我觉得他们定下来的首先是中东地区。可别引用我的话，内德，好不好？” 
　　“你是说，史迈利在当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难以置信地问道，还没完全反应过来。 
　　“这个嘛，可能也当不了多久了，内德——都一大把年纪了，等等等等。但苏联人急不可耐地想要见他，我们带着他去，事情就好办一点。我说，好好招待招待那个老家伙。拍拍他的马屁。拿个信封多给他装点五镑的钞票。” 
　　我不知道哪一个情景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是托比·伊斯特哈斯和莫斯科中心携手朝祭坛走去，还是乔治·史迈利在主持这场联姻。过了几天，在得到人事组的批准之后，我给吉勒姆告诉我的那个康沃尔地址写了封信，还毫无信心地附言说，要是乔治像我一样也很讨厌公开演讲，就大可不必接受邀请。自那以后我一直有点心情沮丧，不过等到他一本正经地寄来小卡片说很乐意来演讲，我仿佛觉得自己也成了个见习生，而且同样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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