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学术研究

     沙孟海一生亲历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和学术的发展与变迁，在语言文字学、古典文学、金石学、考古学、书学、印学等多个学术领域卓有研究，被誉为当代书坛泰斗。
     徐清著的《沙孟海学术研究》将沙孟海置于20世纪纷繁复杂的历史情境中，以跨学科的视野，对其学术思想的渊源和生成，学术研究的主要构成、核心内容以及内涵特徵，进行系统、完整而又深入的观照，揭明其求真求实，秉持怀疑精神和理性精神，具有现代特征和丰富内蕴的学术形象。 

     徐清，女，1976年生，浙江湖州人。1997年，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2002年，获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2005年，获浙江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中国书画篆刻史学方向)博士学位。现为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在《文艺研究》、《书法研究》、《美术与设计》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参编《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百年社藏精品》等书，多次参加“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2004年，获“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论文三等奖。

第四节 执笔论
　　执笔法历来受到书家的重视，在古代书法著述中几乎是一个必谈的问题。从唐代孙过庭的“执笔三手”、韩方明的“把笔有五种”，至林蕴的“拨鉴四字法”、陆希声的“拨镫五字法”，再到五代李煜的“七字法”，直至清代戈守智《书法通解》中列出的十二种执笔名称及图样，执笔法经流传和载录可谓日益繁难杂碎。20世纪80年代初，沙孟海在《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古代书法执笔初探》二文中，针对这些书法文献记载提出异议，他将从古至今的执笔法以历史发展的角度重新梳理，认为唐代及唐以前都是斜执笔，如今竖脊端坐、笔管垂直的姿势则是随着宋代以后高案高椅的使用纔出现的，“如果认为从古以来执笔方式就是这样，或者认为今天我们把钟、王等人执笔方法学到手就能解决书法上一切问题，就能成名立家，那是错误的，没有历史观点”①。沙氏的这一观点对于当时专注于承习所谓笔法之正的书家而言，着实具有警醒作用。
　　应该说，在沙孟海之前、至迟于民国初年，已有少数书家学者对历代“言笔法之书”提出质疑，对书家执迷于笔法的做法表示不满。例如，张之屏在写成于1920年的《书法真诠》中认为，历代有关笔法的撰录“谬诬相承，转相神圣，遂致美术几同魔术焉”②.再如，余绍宋在《书画书录解题》（1932年出版）“伪托”这一卷中专列书法文献三十余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关于笔法技巧之书，余氏的辨伪主要针对两方面：一是依托于名家的“言笔法之伪书”大多抄缀敷饰而成，二是笔法的解说和传授繁难芜杂，甚至神乎其神。
　　但是，沙氏的疑辨与张、余二人之辨相比较，自有其相异之处：首先，张氏所论以运笔法为主，余氏所质疑的“言笔法之书”也并不单单指向执笔法，还包括运笔法。其次，余氏辩驳 “言笔法之书”，其背后的观念驱动因素是“重学理、重史法”，余氏对书法史着理论性、逻辑性、系统性的强调使其将质疑的目标明确指向拼凑钞撮而成的“言笔法之书”。①而沙孟海替执笔法革除旧说的原动力与之有别，他建立新说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启发：一是古代人物故事画中所绘的写字执笔方式；二是古今坐具的改变。
　　关于人物故事画，沙氏在文章中有较详细的交代，不仅点明自己所观察的绘画作品有哪些，如相传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相传唐阎立本《北齐校书图》，宋李公麟《莲社图》、梁楷《黄庭换鹅图》，以及新疆吐鲁番发现的唐画残片、甘肃安西榆林窟第廿五窟唐代壁画等，还提及为自己提供绘画数据的学者友人，如启功、王伯敏、段文杰、中村不折等。但是，关于古今坐具，沙氏只讲古代是席地而居，今天是高案高椅，并没有作更多的介绍。本来，这样的蜻蜓点水或许并不成为问题，对于我们现今的读者而言，古今坐具形制不同或已是常识性的知识，不需要过多介绍。但是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前，学界尤其是书法界对于古今坐具的形制远未达到普遍认知的程度。事实上，有关古代坐具的情况是伴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纔渐为学界所知悉，而被更多数人所了解则要等到七八十年代之后有关古代生活用具的大型图录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