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悲剧哲学的随笔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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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斯托夫是重要思想家，存在主义哲学家。该书内容新颖，对传统“理性哲学”作了批判，开启了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新路径。在学界有广泛影响。

内容简介

《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以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著作。书中论述了尼采与陀氏思想转变和“重估一切价值”的相似和相通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谈论着自己信念的转变，尼采则说要重估一切价值。实质上，两种说法只是用不同的言辞说出同一个过程。”而重估价值的结果跌入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泥潭，由希望之城转入绝望之城，由日常性转入悲剧性。

作者简介

列夫·舍斯托夫（1866-1938），俄国白银时代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亦被称为存在主义哲学家。著有《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和尼采学说中的善》（1899）、《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03）、《无根基颂》（1905）、《钥匙的统治》（1915）、《在约伯的天平上》（1929）、《克尔凯郭尔与存在主义哲学》（1936）、《雅典与耶路撒冷》（1938）等重要著作。舍斯托夫提出了双重视野、悲剧哲学等重要思想，对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展开了深入的批判。

译者：田全金，山东省苍山县（今兰陵县）人，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俄罗斯文学和中俄文学关系。著有《启蒙革命战争——中俄文学交往的三个镜像》（齐鲁书社，2009年）、《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白银时代俄国文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启示录——罗扎诺夫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

目　　录

列夫·舍斯托夫及其悲剧哲学（译者序）

前言悲剧的哲学

一信念转变与价值重估
二人性，天才的重负
三与“人道精神”决裂
四苦役，悲剧，自由的渴望
五从希望的哲学到绝望的哲学
六是让世界毁灭，还是我不喝茶？
七 “理智和良心”与“心理学”
八正常面具下的“无耻”
九该怎样死才合乎道德？
十清澈的水与先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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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列夫·舍斯托夫及其悲剧哲学

摘要：舍斯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转变和尼采的价值重估。舍斯托夫使用“悲剧哲学”这个“反常的词组”作为副标题，意在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反常性，并为其反常性辩护。舍斯托夫批判了俄国乃至西方流行的美与崇高等理想主义的、日常性的观念，探讨了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根源。在舍斯托夫的语境中，悲剧哲学也就是绝望的哲学，但未对悲剧哲学的概念作出系统阐述。
列夫·舍斯托夫（1866-1938）是白银时代俄国哲学家，著有《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和尼采学说中的善》（1899）、《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1903）、《无根基颂》（1905）、《钥匙的统治》（1915）、《在约伯的天平上》（1929）、《克尔凯郭尔与存在主义哲学》（1936）《雅典与耶路撒冷》（1938）等重要著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一书中，舍斯托夫论述了陀氏思想转变与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相似和相通之处。表面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背叛了空想社会主义、“重估”自己年轻时的信仰，并不像尼采那样激烈地要求摧毁一切传统信仰，实质上也不自觉地、“顺便”重估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批判了“一切美好而崇高的东西”。而重估价值的结果就是跌入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泥潭，由希望之城转入绝望之城，由日常性转入悲剧性。舍斯托夫从多个角度研究了悲剧性（反常）与日常性（正常）的关系，但未对“悲剧哲学”的内涵和特点作出清晰的系统论述，只是在前言中提出了“悲剧哲学”是否可能的问题。不过，既然悲剧哲学是非理性主义的，我们也不必要求其论述得多么清晰系统。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舍斯托夫对我们整个的文化而言是个预告，不能那么轻易地用最崇高的、但却日常性的‘理念’来理解他。必须用他给我们讲述的悲剧的经验来体验他。” 下面笔者不揣浅陋，谨就个人理解对舍斯托夫的“悲剧哲学”略作介绍。

一、从“反常”到价值重估
何谓反常？舍斯托夫未给明确定义。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中，舍斯托夫以《当代英雄》为例，从艺术家和批评家对待理念的不同态度入手阐述了正常与反常（病态）的区别，并为反常作了辩护：
“毕巧林是病症，而如何医治它，知道的只有上帝”。……无论毕巧林们多么难以琢磨，作者也不会将他们送给中庸和规范作牺牲品。批评家恰恰想医治。他相信或应该相信现代的理念：相信人类未来的幸福、大地上的和平、一元论，用普加乔夫的话来说，为了保护吃死尸的乌鸦，必须消灭吃活肉的鹰。鹰和鹰的生活，这是一种“反常现象”……

译者序：列夫·舍斯托夫及其悲剧哲学 
 
摘要：舍斯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转变和尼采的价值重估。舍斯托夫使用“悲剧哲学”这个“反常的词组”作为副标题，意在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反常性，并为其反常性辩护。舍斯托夫批判了俄国乃至西方流行的美与崇高等理想主义的、日常性的观念，探讨了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根源。在舍斯托夫的语境中，悲剧哲学也就是绝望的哲学，但未对悲剧哲学的概念作出系统阐述。 
列夫·舍斯托夫（1866-1938）是白银时代俄国哲学家，著有《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和尼采学说中的善》（1899）、《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1903）、《无根基颂》（1905）、《钥匙的统治》（1915）、《在约伯的天平上》（1929）、《克尔凯郭尔与存在主义哲学》（1936）《雅典与耶路撒冷》（1938）等重要著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一书中，舍斯托夫论述了陀氏思想转变与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相似和相通之处。表面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背叛了空想社会主义、“重估”自己年轻时的信仰，并不像尼采那样激烈地要求摧毁一切传统信仰，实质上也不自觉地、“顺便”重估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批判了“一切美好而崇高的东西”。而重估价值的结果就是跌入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泥潭，由希望之城转入绝望之城，由日常性转入悲剧性。舍斯托夫从多个角度研究了悲剧性（反常）与日常性（正常）的关系，但未对“悲剧哲学”的内涵和特点作出清晰的系统论述，只是在前言中提出了“悲剧哲学”是否可能的问题。不过，既然悲剧哲学是非理性主义的，我们也不必要求其论述得多么清晰系统。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舍斯托夫对我们整个的文化而言是个预告，不能那么轻易地用最崇高的、但却日常性的‘理念’来理解他。必须用他给我们讲述的悲剧的经验来体验他。” 下面笔者不揣浅陋，谨就个人理解对舍斯托夫的“悲剧哲学”略作介绍。 
 
一、从“反常”到价值重估 
何谓反常？舍斯托夫未给明确定义。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中，舍斯托夫以《当代英雄》为例，从艺术家和批评家对待理念的不同态度入手阐述了正常与反常（病态）的区别，并为反常作了辩护： 
 “毕巧林是病症，而如何医治它，知道的只有上帝”。……无论毕巧林们多么难以琢磨，作者也不会将他们送给中庸和规范作牺牲品。批评家恰恰想医治。他相信或应该相信现代的理念：相信人类未来的幸福、大地上的和平、一元论，用普加乔夫的话来说，为了保护吃死尸的乌鸦，必须消灭吃活肉的鹰。鹰和鹰的生活，这是一种“反常现象”…… 
这段话阐述了反常现象与日常现象的根本对立，以及日常性的霸道。在舍斯托夫看来，“正常”就意味着平庸，“反常”才有可能跟创造性、天才等等沾边。莱蒙托夫式的艺术家们不想受制于理念的统治，因而不想医治病人。他们不知“正常”为何物，也就不想知道“反常”为何物，因而不愿为“正常”牺牲独特性、个别性。既然上帝允许毕巧林式的病人存在，艺术家们何必越俎代庖！而现代批评家——正常的人却想当上帝，医治病人，正说明他们是理念的奴隶。 
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的正常理念是什么呢？答曰：人道主义。 
舍斯托夫认为，陀氏所背叛的人道主义并不新奇，不过是陀氏登上文坛时的流行思想，而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流行思想也就是正常的思想、正确的思想。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人道主义”并非我们一般所谓的仁慈、仁爱、救死扶伤之类，而是取其本义，即文艺复兴以来盛行的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人道主义就意味着人相信人的理性，相信人能凭借自己的理性建设美好的生活，而不需要借助于神的力量。舍斯托夫强调这些思想是从法国传播而来，除了指出其本义外就是强调它拥有启蒙、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等丰富内涵。 
舍斯托夫认为，人道主义胜利了，人脱离了神的统治，却转身拜倒在理念的脚下。这是什么理念？舍斯托夫说：这些思想是从法国传播过来的，但是，“与人的社会权利的宣言一起带给我们的，作为它的补充（当时是这样想的）和必要的假设，还有世界秩序的自然明晰性的理念”。 
换言之，与人道主义这个“哲学真理”同时带来的，还有世界秩序的自然明晰性这个“哲学谎言”，还有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傲慢。因为，自然明晰性的理念宣布大自然的规律乃至社会规律不可抗拒、不可变更，实际上也就是宣告人在自然规律面前无所作为： 
谁也没有感觉到，与人的社会权利的宣言（人道精神）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人在自然面前无权的宣言。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任何人更少怀疑这一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了“人道主义真理”，也接受了“世界秩序自然明晰性的谎言”，不论与别林斯基绝交，还是被判死刑、服苦役，陀氏都坚持信仰毫不动摇。但是为什么后来又背叛了人道主义呢？陀氏在1873年《作家日记》中解释说： 
不是流放的岁月，不是苦难摧毁了我们。相反，没有什么东西摧毁我们，而我们的信念由于意识到必须完成的职责而支撑着我们的精神。 
由此可见，陀氏自以为人道主义信念的支持，使他具备了抵御苦难的伟大力量。但舍斯托夫认为，实际上支撑陀氏的不只是“深刻真诚的信念”，更重要的是对“新生活的期待”，“这使他的心免于生锈，这也是他能把随身携带的纯真的‘人道精神’再原封不动地带出苦役营的原因”， 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任何人一样不想要悲剧，并尽力逃避它”。 
在苦役期间，“希望曾不止一次地抛弃过他，而且是长久抛弃。在这样的时刻，当他感到自己确实将永远、将终生与最卑微的人为伍的时候，在他身上诞生了一些新的、可怕的因素，这些因素命中注定在后来发展为完全不同的哲学，即真正的苦役哲学、绝望哲学，发展成为地下人的哲学”。 
尼采与青年时代的导师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决裂，过程和结果都与陀氏有着惊人的相似。舍斯托夫说：《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1880）是尼采生平“第一次允许自己以其个人的眼光看世界和人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背叛过去的信念而被所有的朋友抛弃、咒骂；而此前的《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和《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却是在作者已不再信仰导师的学说时写的歌颂导师的文章。舍斯托夫说： 
为什么需要这样装假呢？尼采解释道，在跟自己的导师们诀别之时，他想为了过去而表达对他们的感激和谢忱。我认为，读者会以为这样的表达感激的方式是不值得称赞的：应该擅于为了真理牺牲自己的朋友和导师。……假如尼采确实地知道离开他们后该往哪儿走，那么他与自己青年时代的领袖们告别时大概不会这样拘礼。我们看到，感激和谢忱没有妨碍他后来写下尖锐地批评瓦格纳的论文，也没妨碍他称叔本华为“老骗子”。 
尼采的经验提醒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背叛信仰之后还要藕断丝连，在表达新的信念时还要遮遮掩掩，也是因为他在跟导师决裂时，还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等到这些叛逆者大声地、公开地诅咒自己的导师和从前的信念时，他们已经知道路在何方了。 
陀氏和尼采背叛信仰的艰难曲折的历程，暴露了日常性的强大力量以及“反常性”本身因此遭受的扭曲。关键是，不仅霸道的日常性要消灭“反常现象”，而且被归入“反常”的事物本身也往往自以为有罪而惶恐不安。舍斯托夫说： 
全部可怕之处在于，绝对没有一个活人能够长久地承受一种思想——另一种世界观的可能性。每当他想到现代的真理，他本人就会感到自己脱离了唯一正确的道路而直接走向了反常，虽然现代的真理终究不过是自己时代的真理，而我们的“信念”可能就像我们的最远古的祖先的信仰一样错误。 
换言之，人们往往误把一个时代的真理当成永恒的真理，而真理是相对的，今日之真理与昨日之谬误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伟大的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也饱受“反常性”这个可怕的幽灵的压迫之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之流都是不得已走进反常性这个悲剧领域的。 这个悲剧领域不仅“没有志愿者”，而且像但丁看到的那样，这里也是进去之后就不能出来的黑暗地狱，是无人愿意进入的绝望之城。“到过这儿的人，就开始别样地思考、别样地感受、别样地希望。所有人们感到宝贵和亲切的一切，对他而言变成了不需要的和异己的”。 可是谁愿意放着康庄大道不走反而去做另类呢？舍斯托夫说： 
也许，为现状感到恐惧和渴望回归宁静往昔的痛苦意识还会不止一次在他（陀氏）身上苏醒。但“往日不可追”。船已烧毁，退路已断，必须前进，走向未知的、永远可怕的未来。于是他向前走，几乎不打听等待他的是什么。 
舍斯托夫描绘的，很像一个死囚走向刑场的景象。退路已断，不得已鼓勇前进。但这个勇敢而又战战兢兢地走进绝望之城的、孤独的求索者，却命中注定被视为疯狂。“人们求助于自己的理想主义和久经考验的认识理论”，让这些久经考验的救命稻草再一次拯救自己。那么，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之类到过或陷入绝望之城的人，能对人们说出些什么呢？ 
舍斯托夫认为，他们什么也没有“教导”我们，相反，他们还要向读者求救、向读者求教、向读者求证。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说话，并非为了在人们中间传播自己的信念并照亮接近的人们。他们自己也在寻找光明，他们不相信自己感到的光明就是真正的光明，而非骗人的鬼火，或者（更糟）他们紊乱想象力的幻觉。他们把读者作为见证人召唤过来，想从读者那里获取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和希望的权力，即生存的权力。 
鉴于日常性理念的强大力量，那些进入了绝望之城、背叛了日常性的人，因为害怕孤独、害怕失去根基，不得不“问道于盲”。那么，背叛者如何言说或如何解释自己的背叛呢？他们敢于破坏人际关系的规则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吗？ 
舍斯托夫指出，“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才能的成熟和增长，他[陀氏]越来越大胆和诚恳地谈论着自己。但直到生命的终点，他都一直用小说中虚构的主人公的名字遮遮掩掩”，还要加上各种各样的“注释和说明”以掩饰真情。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要作假？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背叛信仰，而在于背叛了怎样的信仰，在于背叛得是否彻底。若是浪子回头或迷途的羔羊回归主的怀抱，从阴暗之城回归阳光明媚的“普世价值观”，也许开头有些痛苦，最后由于自以为找到了牢固的根基，心里一定会欢乐平和的。这样的背叛，不但不用遮遮掩掩，而且可以大书特书。舍斯托夫说： 
然而注释对他而言不只是空洞的形式。他本人恐怖地想到，他如此鲜明地描绘的“地下室”，不是某种完全异己的东西，而是他本身的、自己的东西。他本人害怕展现在他面前的恐怖事实，于是集中心灵的全部力量，用随便什么东西、用最早降临的理想掩盖它们。 
假作真时真亦假！这可真是精彩的心理分析。按照舍斯托夫的见解，陀氏心灵深处隐藏着“地下人”，若公之于众，自己也感到害怕，于是加入“注释”，于是造出梅诗金、阿廖沙跟地下人、拉斯柯尔尼科夫之流对抗，于是在《作家日记》中进行狂热宣传以掩盖真理。也就是说，尼采背叛得比较大胆、彻底，因而敢于大声疾呼重估一切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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