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研究

按照十三五的规划，建成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文化公共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六大”体系。《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研究》对中国出版体制改革的客观观察，其中不乏尖锐的批评，体现出《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研究》朝气和活力。

第四，对渠道重要性判定存在差异。正如英国出版集团专家所说，在自建渠道还是其他渠道售卖产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产品的定价权。这可能与传统销售渠道不成熟有关，国内很多传统出版社更多立足于自建运营平台和销售渠道。这可能与投放其他渠道收益比例不高有关。归根结底，其核心仍然是传统出版企业转型的资源优势开发速率和资本博弈的问题。
第五，国际市场影响力方面，受到本国文化吸引力与传播力的影响。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领导曾对中国数字出版“走出去”情况进行梳理。目前，我国实物及数字出版产品的售卖对象一是海外图书馆，以美国为例，哈佛燕京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公共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二是海外华文书店，例如纽约华人区书店。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立足国际视野的出版策划人才，国有企业数字出版涉入程度仍不足，作为出版产业主体，其在创意创新方面可能出现矛盾；国内外生产模式存在差异，成书再卖版权的模式效果不佳，缺乏市场试验和调试过程；相关法律尚需完善。目前，数字出版产品“走出去”主要体现在期刊数据库方面（同方、超星、古籍），例如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地区研究中国的那些机构。
（二）共性问题
关于定价权的博弈问题，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韩国、法国，经营数字出版的传统企业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网络销售平台渠道、技术巨头和终端巨头的影响。但是，在定价权博弈处理方式上，各国情况不同。美国、英国由于实行的是批发销售制，渠道、技术商和终端商凭借网络效应和资金规模的影响，对内容经营企业施加了议价压力。但主要出版企业和集团用联合方式，抵制批发销售、开发代理模式，减少渠道上的垄断。另一方面，也通过法律诉讼方式，以反垄断等方式予以回击。而韩国、法国和德国则主要是通过法律法规形式，让出版社拥有定价权来保护内容提供商。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该国的移动互联网发展迅猛，在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推出的新兴阅读终端影响下，不断调整政策环境扶持本国出版企业。由于日本本土漫画内容资源优势较大，因此在数字产品开发方面，仍然占有一定的内容资源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