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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大沉浮：大时代人物的命运》是“凤凰周刊文丛”之一，由著名作家师永刚等人编写。全书以人物为线索，记述了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方面*影响力的人物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的人生和命运沉浮。

目　　录

Chapter
毛泽东与上海“一月夺权”
邓小平：大地之子平民之父
邓朴方评说父亲“南巡讲话”
中共良心胡耀邦
我的父亲胡耀邦
30年不问政治的华国锋
薄一波行过百年路
任仲夷辽宁“闯禁”
晚年任仲夷
吴仪：“问题解决者”
吴仪的女政治家生涯
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姚文元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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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我的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出版以后，有的读者在读后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1967年在上海发动的‘一月夺权’，究竟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去夺的，还是你们自己的发明创造？”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顾事实。我在文革期间最早看到“夺权”这个词，是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份文件中，毛主席亲自撰写了一段话：“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当时，我们对毛主席、党中央所作的指示、讲话，以及发表的文件等，都是一字一句细抠的，从中学习领会新的精神，所以，学了《通知》，我认为夺权的内容主要是指“批判”、“清洗”和“调动”。同年的8月5日，毛主席又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消息传来，我认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以后几个月，经过北京来上海串联的大学红卫兵的启发，又受到从上海调去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动，我就决心起来造反。1966年12月18日，我在上海带领市委写作班成员宣布造反，召开了批判中共上海市委的大会。我在大会上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名义，作了《造反更知主席亲》的专题发言，提出了“火烧陈丕显（市委第一书记）！揪出曹荻秋（市长）！打倒杨西光（市委候补书记）！砸烂常溪萍（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的口号，毛主席知道后当即对我们表示支持。12月26日，毛主席在中央文革小组为他祝寿的饭桌上，称赞了我们提出的这几个口号，高兴地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姚文元当面问他：“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 毛主席回答：“‘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翌日，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到上海市委写作班，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这次讲话，并且告诉我最新的精神——毛主席在祝酒时宣布：“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意味着斗争要进一步升级了。我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兴奋万状，立刻向写作班的全体成员作了传达。我还说：“有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不能再犹豫了，我们要在‘全国全面内战’中立新功！”紧接着，我们抓紧筹备将在1967年1月6日召开的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就在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召开前夕，1月4日的上午，张春桥、姚文元受毛主席的委派，以中央文革调查员的身份来到上海。他们在接见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核心成员的时候，说了很多上海市委领导人的坏话，对我们筹开的打倒市委大会表示关切，但开始时并没有提出向市委“夺权”的问题，张春桥倒是一再强调：“你们还是要抓住批判市委这个重点，让各级当权派去顶在第一线，不要把什么事都揽到自己的身上！”因此，我在组织撰写1月6日大会的三项通令的时候，没有提出“夺权”的口号，只是宣布：“第一，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第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7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第三，请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各级干部坚守岗位。”当时，在我的思想认识上，认为还是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批判混进党内、政府内以及各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所以，我们在通令里请求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撤消有些人的职务，并没有想过由自己掌权。我当时还曾和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负责人王承龙一起议论，希望中央派新的市委书记到上海任职。因为，在我们的固有观念里，省、市委这一级领导人的任免权一直在党中央，不能由下边擅自“夺权”任命的。就在张春桥、姚文元刚刚到达上海的同时，发生了一件事：1967年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宣布“接管”报社，并在1月5日出版了第一张“接管”后的《文汇报》，刊登了“工总司”等造反组织联合起草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o由于张春桥、姚文元关照过我，他们到上海来的消息要“暂时保密”，我就没有告诉《文汇报》的造反派。所以他们不知道张、姚已经飞抵上海，反而派人连夜赶往北京，要求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接管”报社的事，希望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结果无功而返。1月5日，就在上海武康路二号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工总司”负责人的会议结束以后，我收到了“接管”后出版的《文汇报》，我马上把报纸送给正在东厅休息的张、姚看，他们翻着报纸，感到十分意外。张春桥说：“我们事先不知道这件事啊！”我回答：“他们接管报社没有和我们联系。”姚文元很郑重地说：“这件事我们还需要向中央请示汇报。”说罢，他们就匆匆返回兴国路住地向中央写报告去了。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紧跟《文汇报》，宣布“接管”报社，还在报上刊登《告读者书》宣称：“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对此，张春桥和姚文元仍不表态。然而，在北京的毛主席看到了宣布“接管”和“夺权”的上海两家报纸，立即作出了强烈的反应。1月8日，他对《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事对于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又说：“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他明确地说：“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据此，《人民日报》在1月9日转载了夺权后的《文汇报》刊登的上海各造反组织联名发布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主席1月8日讲话的主要内容。消息传来，我们欢欣鼓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对上海“夺权”的支持。张春桥、姚文元这时也表态支持两报夺权了。当时我想：一个基层新闻、文化单位的权好夺，但对于省、市委一级的大权怎么夺呢？我心中还没有底，张、姚也没有对此作出部署。P4-6

<p>　　我的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出版以后，有的读者在读后向我提出了 这样的
问题：“你们1967年在上海发动的‘一月夺权’，究竟是根据毛主席的指 示去夺 的，还是你们自己的发明创造？”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顾事实。我在文革期间最早看到“夺权”这个词，是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份文件中，毛主 席亲
自撰写了一段话：“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批判混进党里、政府 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
调动他 们的职务。” 当时，我们对毛主席、党中央所作的指示、讲话，以及发表的文件等，都是
一字一句细抠的，从中学习领会新的精神，所以，学了《通知》，我认为 夺权的
内容主要是指“批判”、“清洗”和“调动”。同年的8月5日，毛主席又 写下了《炮
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消息传来，我认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以后几
个月，经过北京来上海串联的大学红卫兵的启发，又受到从上海调去中央 文革小
组的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动，我就决心起来造反。1966年12月18日，我在上海带领市委写作班成员宣布造反，召开了批 判中
共上海市委的大会。我在大会上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名义，作了《造反 更知主
席亲》的专题发言，提出了“火烧陈丕显（市委第一书记）！揪出曹荻秋（市
长）！打倒杨西光（市委候补书记）！砸烂常溪萍（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的口
号，毛主席知道后当即对我们表示支持。12月26日，毛主席在中央文革小组为 他祝
寿的饭桌上，称赞了我们提出的这几个口号，高兴地说：“上海的形势很 好，工 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
姚文元当面问他：“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 毛主席回答：“‘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
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翌日，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到上海市委写作班，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 这次讲
话，并且告诉我最新的精神——毛主席在祝酒时宣布：“祝全国全面内战 开始！”
这意味着斗争要进一步升级了。我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兴奋万状，立刻向写作班的全体成员作了传达。我还
说：“有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不能再犹豫了，我们要在‘全国全面内 战’中
立新功！”紧接着，我们抓紧筹备将在1967年1月6日召开的彻底打倒上海 市委
大会。就在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召开前夕，1月4日的上午，张春桥、姚文元受 毛主
席的委派，以中央文革调查员的身份来到上海。他们在接见市委机关造反 联络站
核心成员的时候，说了很多上海市委领导人的坏话，对我们筹开的打倒市 委大会
表示关切，但开始时并没有提出向市委“夺权”的问题，张春桥倒是一再 强调：“你
们还是要抓住批判市委这个重点，让各级当权派去顶在第一线，不要把什 么事都 揽到自己的身上！”
因此，我在组织撰写1月6日大会的三项通令的时候，没有提出“夺权”的 口号，只是宣布：“第一，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
市长； 第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7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第三，请求 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当时，在我的思想认识上，认为还是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批判混 进党内、政府内以及各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
些人。所以，我们在通令里请求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撤消有些人的职务，并 没有
想过由自己掌权。我当时还曾和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负责人王承 龙一
起议论，希望中央派新的市委书记到上海任职。因为，在我们的固有观念
里，省、市委这一级领导人的任免权一直在党中央，不能由下边擅自“夺权”任命
的。就在张春桥、姚文元刚刚到达上海的同时，发生了一件事：1967年1月
4日，上海《文汇报》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宣布“接管”报社，并在1月5日 出版
了第一张“接管”后的《文汇报》，刊登了“工总司”等造反组织联合起 草的《告 上海全市人民书））o
由于张春桥、姚文元关照过我，他们到上海来的消息要“暂时保密”，我就 没有告诉《文汇报》的造反派。所以他们不知道张、姚已经飞抵上海，反
而派人 连夜赶往北京，要求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接管”报社的事，希望得到中 央文革
的支持，结果无功而返。1月5日，就在上海武康路二号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工总司”负责人 的会
议结束以后，我收到了“接管”后出版的《文汇报》，我马上把报纸送给 正在东
厅休息的张、姚看，他们翻着报纸，感到十分意外。张春桥说：“我们事 先不知
道这件事啊！”我回答：“他们接管报社没有和我们联系。”姚文元很郑
重地说：“这件事我们还需要向中央请示汇报。”说罢，他们就匆匆返回兴国路住 地向中央
写报告去了。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紧跟《文汇报》，宣布“接
管”报社，还在报上刊登《告读者书》宣称：“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对此，张春桥和姚文元仍不表态。然而，在北京的毛主席看到了宣布“接管”和“夺权”的上海两家报
纸，立 即作出了强烈的反应。1月8日，他对《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说：“这是一 个大革
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事对于整个华东以及全国 各省市
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又说：“上海革命
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他明确地说：“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 国性的问
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据此，《人民日报》在1月9日转载了夺权后 的《文
汇报》刊登的上海各造反组织联名发布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在“编者按”
中公布了毛主席1月8日讲话的主要内容。消息传来，我们欢欣鼓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对上海“夺权”
的支持。张春桥、姚文元这时也表态支持两报夺权了。当时我想：一个基层新闻、文化单
位的权好夺，但对于省、市委一级的大权怎么夺呢？我心中还没有底，张、姚也 没有对此作出部署。P4-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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