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第二版）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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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脱离其经济理论。这不是预言，这是经过作者自己多年研究实践而得出的真知灼见，本书被我国经济学界极为重视，书中有关中国的理论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可参考材料，这本著作确实值得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界人士一读。

内容简介

麦金农于1973年出版了其代表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后，根据近２０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东欧及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践，于1991年出版了《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控制》一书。书中给出了金融自由化的政策顺序，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脱离其经济理论。作者在1993年出版该书第二版时，专门增加了有关中国的内容，即第13章“1978-1992中国的金融增长与宏观经济稳定：对俄罗斯和东欧的启示”和第14章“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渐进式与激进式自由化：对模式选择的几点结论”。

作者简介

[美]罗纳德·I·麦金农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当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基人。1956年获埃尔伯塔大学文学士学位，1961年获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他长期执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自1984年至今一直担任该系W·D. 依贝尔(William D. Eberle) 国际经济学教授。他长期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货币政策和经济金融发展的专业咨询。

目　　录

主编的话
中译本序
前言

1 导言：经济市场化的次序
2 金融抑制与资本生产率：对利率与汇率的经验发现
3 高实际利率：日本、中国台湾与智利
4 金融抑制的工具
5 通货膨胀税、货币控制和对商业银行的准备要求
6 通货紧缩时期的宏观经济控制：智利与韩国
7 宏观经济不稳定和银行业的道德公害
8 对外贸易中的保护生义：配额与关税
9 抑制经济和开放经济中的汇率政策
10 国际资本市场和经济市场化：过度借贷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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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译本序
（一）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先生出版了他的名著《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同年，他的同事爱穗华·肖教授也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位经济学家在这两本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陈观烈先生认为，这一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打破了前人只就真实变量论经济发展的传统，较早地突出了金融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Z)反对把针对现代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来，而力图立足于后一类国家的国情来创立新的理论并由此导出新的政策主张，(3)对发掘发展中国家内部资金潜力抱乐观态度，主张这些国家应努力“自助”；(4)业之间的差异(见《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译本序，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中译本序 
（一）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先生出版了他的名著《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同年，他的同事爱穗华·肖教授也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位经济学家在这两本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陈观烈先生认为，这一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打破了前人只就真实变量论经济发展的传统，较早地突出了金融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Z)反对把针对现代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来，而力图立足于后一类国家的国情来创立新的理论并由此导出新的政策主张，(3)对发掘发展中国家内部资金潜力抱乐观态度，主张这些国家应努力“自助”；(4)业之间的差异(见《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译本序，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纷纷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实行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这种变革又因种种初始情况的不同而显得多姿多彩：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各国采取了渐进的市场化改革方式，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宏观经济仍然保持得非常稳定，价格上涨率较低，金融深化进展迅速”。而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前苏联和东欧的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大爆炸”式的经济自由化，结果引起了产出的急剧下降和经-常性的恶性通货膨胀，造成了灾难性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这种后果甚至成了前苏联解体的部分原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麦金农教授于1991年出版了他的这本新著——《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并于1993年修订再版。同样是实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为何效果却迥然不同呢?麦金农教授认为，对于实行经济市场化而言，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如何确定最优次序的问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如何排次序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政府不能、也许也不该同时实行所有的市场化措施。经济市场化的次序虽因各种类型经济的初始条件不同而有所区别，但却存在着一些共同特点。这些共同特点正是这本《经济市场化的次序》一以贯之的主题。如能正确地安排好次序，就能得到丰厚的经济回报；若弄错了次序，就会导致金融和经济灾难。正如麦金农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指出的；“对一个高度受抑制的经济实行市场化，犹如在雷区行进，你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是你的最后一步。” 
(二) 
应该如何安排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呢?麦金农教授认为，第一要务是平衡中央政府的财政，财政控制应该优先于金融自由化。 
为确保财政控制，首先应限制政府的直接支出，使之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较小的份额，之后，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而适当增加。若政府支出不受控制，财政经常出现赤字，那么， 
在国内资本市场阙如以致无法向社会公众推销政府债券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就会被迫过度发行基础货币以弥补公共部门的赤字。即使国内有资本市场可资利用，但若举债过度，则会陷入严重的国内债务危机，80年代最为引人注目的南美债务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次，为确保政府支出的来源同时又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必须有能力对企业和家庭征收基础广泛然而又是较低的税收，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迅速建立气个强有力的国内税收部门，建立一种有管理的税收制度，以保证政府能筹措到足够的财政收入，避免通货膨胀。在这种税收机构和税收制度建立之前，大部分工业资产和自然资源最好仍然由政府所有，作为国库的收入来源，否则就很难避免严重的通货膨胀。 
麦金农先生指出，在紧缩的财政控制到位，物价水平得到稳定，财政赤字被消除以后，政府就可以考虑实行市场化妁第二步，即开放国内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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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即现在所谓的“发展经济学”的形成阶段，激烈的争论集中在为何有些国家走向富裕而有些国家则衰落不堪这个问题上。由于大萧条留下的伤痕仍历历在目，以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自由贸易为基础的传统的19世纪自由主义方法已受到怀疑。相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强调市场失灵的问题，强调以进口关税或国内津贴等有根据的官方干预来克服经济和技术落后的需要。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东欧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显然发展得异常快，前苏联尤其显示了令人难忘的全面的技术成就。
因此，在整个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大胆地对其国内经济进行了相当大规模的干预。对外贸易中的保护主义、价格控制、国内贸易中的补贴，以及国有企业的排他性特权等，在工业的所有部门中扩散。对资本和信贷流动的严密控制代替了公开的资本市场，以确保受抑制的金融市场被动地服务于政府自己的目的。确实，在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银行系统是完全被动的：只要对保证完成计划有必要，就可以自动地提供零利率或非均衡低利率的信用贷款。
然而，80年代中期，这种一度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发展观念有了一个惊人的转变。按照70年代末人们的思想观念，很少有人能预见到，进入90年代后，非集权化的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会如此全面地战胜计划原则和控制原则。
经济思维方面——但不一定是经济实践方面——的这种变化，最显著地表现在实行中央计划的什会主义国家本身。8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肥沃的十地被长期地出租给农户，那里的农业改革获得了伟大的初步成功：农业产出几乎翻了一番。1985年以后，前苏联版的经济自由主义，亦即改革(PERESTROIKA)概念，被人们引入了。但前苏联未能保持适当的金融控制(第11章考察了其中的原因)，导致了经济上的失败，加速了前苏联自身的寿终正寝。在中央计划之下，情况变得多么糟糕的事实或多或少地允分暴露给外部世界。
苏联、中国和东欧为我们提供了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能令人满意地组织人类物质事务的最清晰的证据；尽管市场可能会不均匀、不负责地分配物资，但它比计划经济下的排长队要好得多；商业文化虽然无情无义，但却比国家伦理主义更有吸引力；商业文明的意识形态虽然靠不住，但却比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可信(Heilbroner 1989，第98页)。
意识形态上的这种变化已经波及第三世界。相比而言，明显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社会一择其要者有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现在还可以加上智利、泰国和马来西亚——所取得的进步，优于折磨着印度次大陆、大部分拉丁美洲地区以及非洲的衰微不振的经济状况，在那里，巨细无遗的国家干预已成了规范。由于失去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础或继续沿着干预主义的路子走下去的一般经济理论基础，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对其长期执行的在工农业中偏向国家所有制和控制生产资料的政策的功效失去了信心。只是靠求助于原始的民粹主义，如维持食品补贴，或靠求助于特别利益集团的力量来维系外贸限制和补助，才使许多实行千预主义的政权得以存在。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即现在所谓的“发展经济学”的形成阶段，激烈的争论集中在为何有些国家走向富裕而有些国家则衰落不堪这个问题上。由于大萧条留下的伤痕仍历历在目，以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自由贸易为基础的传统的19世纪自由主义方法已受到怀疑。相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强调市场失灵的问题，强调以进口关税或国内津贴等有根据的官方干预来克服经济和技术落后的需要。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东欧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显然发展得异常快，前苏联尤其显示了令人难忘的全面的技术成就。 
因此，在整个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大胆地对其国内经济进行了相当大规模的干预。对外贸易中的保护主义、价格控制、国内贸易中的补贴，以及国有企业的排他性特权等，在工业的所有部门中扩散。对资本和信贷流动的严密控制代替了公开的资本市场，以确保受抑制的金融市场被动地服务于政府自己的目的。确实，在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银行系统是完全被动的：只要对保证完成计划有必要，就可以自动地提供零利率或非均衡低利率的信用贷款。 
然而，80年代中期，这种一度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发展观念有了一个惊人的转变。按照70年代末人们的思想观念，很少有人能预见到，进入90年代后，非集权化的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会如此全面地战胜计划原则和控制原则。 
经济思维方面——但不一定是经济实践方面——的这种变化，最显著地表现在实行中央计划的什会主义国家本身。8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肥沃的十地被长期地出租给农户，那里的农业改革获得了伟大的初步成功：农业产出几乎翻了一番。1985年以后，前苏联版的经济自由主义，亦即改革(PERESTROIKA)概念，被人们引入了。但前苏联未能保持适当的金融控制(第11章考察了其中的原因)，导致了经济上的失败，加速了前苏联自身的寿终正寝。在中央计划之下，情况变得多么糟糕的事实或多或少地允分暴露给外部世界。 
苏联、中国和东欧为我们提供了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能令人满意地组织人类物质事务的最清晰的证据；尽管市场可能会不均匀、不负责地分配物资，但它比计划经济下的排长队要好得多；商业文化虽然无情无义，但却比国家伦理主义更有吸引力；商业文明的意识形态虽然靠不住，但却比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可信(Heilbroner 1989，第98页)。 
意识形态上的这种变化已经波及第三世界。相比而言，明显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社会一择其要者有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现在还可以加上智利、泰国和马来西亚——所取得的进步，优于折磨着印度次大陆、大部分拉丁美洲地区以及非洲的衰微不振的经济状况，在那里，巨细无遗的国家干预已成了规范。由于失去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础或继续沿着干预主义的路子走下去的一般经济理论基础，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对其长期执行的在工农业中偏向国家所有制和控制生产资料的政策的功效失去了信心。只是靠求助于原始的民粹主义，如维持食品补贴，或靠求助于特别利益集团的力量来维系外贸限制和补助，才使许多实行千预主义的政权得以存在。 
设计出使经济中的价格上涨率从很高转向很低的成功的宏观经济稳定本身就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从一个(典型)通货膨胀的、部分指数化且财政赤字未受到控制的欠发达国家出发，假定财政上的重大改革使得货币(价格水平)的充分稳定突然地变得可行了。包括由中央银行融资的信贷补贴在内的政府支出有所降低，而且传统的税收有所增加。智利和韩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相当不同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经历是十分有用的参照物。这两个国家都对国内财政实现了足够的控制，不再需要以通货膨胀税作为公共财政的工具。这样，它们就可以开始实施其稳定国内价格水平的可靠的计划，并以此作为经济全面市场化的一个先决条件。 
即使改进了的财政政策抑制了中央银行国内贷款的增长，对银行定期存款的最优准备要求也下降了(第5章)，然而，在向更低的通货膨胀率过渡的过程中如何操纵已先期指数化了的工资、汇率和利率的难题却仍然存在。当经济向价格水平稳定演进时，政府必须一以贯之地管理这些关键的名义价格，以防上严重的相关价格不当排列。这些基本问题是什么呢? 
1．为紧缩通货，以高实际利率为基础的“正统”的银根紧缩是否有效? 
2．为确保对实际汇率的控制，外资进入是否应受到限制? 
3．传统的、后顾型的工资或汇率指数化是否与将来的价格水平稳定相一致? 
4，政府是否应该依赖以固定的汇率在国际商品市场上套利的做法来稳定国内价格水平? 
为分析这些基本问题，即如何在通货紧缩时期正确制定汇率、利率和工资，我将使用历史个案研究方法。先讨论智利1978—1982年的失败的稳定尝试。随后指出其与韩国1981—1984年的成功的、但却不那么合乎需要的稳定之间的主要区别。 
有一种做法改革者们喜欢称之为“批发贸易”，这种做法的形成被视为对资源的中央分配进行分阶段缩减的核心。根据这种做法，各企业将不经过国家计划委员会中介，互相间直接就物资供应的期限和交付日期进行谈判。商品可以合法地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主要是各种类型的合作企业)之间买卖，彼此商定的价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官方价格。如果新的制造企业(合作企业)要想获得成功，它们必须能够从现存的国有企业以竟价的方式购得生产投入或原材料。(个人服务业，例如美容院的进入，就不会因被排除在批发贸易之外而遭遇过多的麻烦。) 
1987年的苏联国有企业法原本设想，每个企业的产品仅有一部分服从于国家定购，即按传统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主管的交付定额。其余的则可以在批发的层次上流入更自由的市场。  
不幸的是，迄今为止，在发展工业产品批发贸易和自由市场方面，国有企业法并没有获得人们所期待的成功。1987年，苏联经济学家设想，国家定购在一开始就只占传统企业生产能力的20—40％。事实上，在1988年，国家定购所吸纳的部分仍然接近85％或90％。1989年，在生产资料领域，形势并没有发生好转；]989年11月20日，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经济顾问列昂尼德·阿尔巴金宣布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重新严厉强化国家对各种消费晶的一揽子定购计划，其中包括食品和基本生活必需晶，尤其是廉价的儿童和老人必需品(1989年12月21日《华尔街日报》)。另外，有迹象显示，大部分企业存款实际上仍然处在限制使用状态，除了花在官方指定的用 
途上。这样，大部分企业的管理者并没有看到区别于全面中央计划的实际变化，除违禁贸易以外，实质上自由的批发市场仍然不存在，而它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又是绝对必需的。 
1987年苏联国有企业法为什么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发生作用呢?是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居民手持的货币积余，使得失败成为不可避免的事。 
面对普遍的过度需求，政府各部因为仍然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资源分配负有协调责任，很可能是“被迫地”对资源利用行使了它们保留的任意控制权，以防止经济陷入混乱。由于不合理的价格和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为了避免生产决策的失当，避免库存继续过度膨胀，确立国家定购的优先地位就成了一项必要的措施。 
 
过度的存货和低效率的资本 
在苏联经济中，表现为普遍情况的资本低效，尤其是表现为企业层面上存货过度的资本低效，到了什么程度才构成一个金融问题呢?毫无疑问的是，早在由于改革而加速货币失控发生以前的20多年里，产出的实际增长就已经令人失望了。启动于1985年的改革，本身就是对处于斯大林式计划经济笼罩之下的“勃列日涅夫停滞时代”的一种反应。由于“公开化”逐步放松了对苏联统计数据的管制，人们得以对这些数据进行更详尽的公开研究。其结果是，对苏联现在的产出乃至历来的产出到底低到什么程度这一问题，客观的估计正在逐渐变得更加悲观： 
苏联的几位资深经济学家今天说，苏联经济的现实状况比来自克里姆林宫或(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料所说的都要差…… 
中央情报局认为，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的一半…… 
苏联科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维克多·贝尔京认为，苏联的产出不及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8%，实际上可能还要低。(《纽约时报》1990年4月23日) 
1985年以来，苏联经济实际增长速度的降低甚于以往任何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不到1.5%，据中央情报局的估计，1989年降到了1％左右。在80年代，单位资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以每年1—2％的速度缓慢下降，其中尤以近年为甚。 
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通常意义上导致储蓄总额增长的流通中的金融工具。所有的观察家都一致认为，数十年来，苏联的投资(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直过大，施梅列夫和波波夫(Shmelev and Popovl989，第149页)估计，在80年代前半期，苏联的净投资(储蓄)一直超过净国民收入的20%，而在美国，净国民投资的可比数字不到6％。也没有任何理由使人相信这种差距在80年代后半期有所缩小。实际上，苏联战后的储蓄一投资努力可能比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这些巨额投资的回报又为什么如此茫茫然不可得呢? 
由中央计划高效地分配成千上万种工业产品和原材料的绝对不可能性现在已经没有人怀疑了。没有一种用以确定投入品和产出品均衡价格的市场机制，计划制定者就必须为每个企业指定某种形式的产出总目标，然后，粗略地规定随用途而变的“定额”，并根据这个定额配给从其他企业调入的投入品。这样，在完成各自产出总目标的过程中，企业就没有节约投入品的动力，并且，这些目标本身也不受制于市场规则所要求的有效质量控制。在《转折点：复兴苏联经济》(1989)这部颇有见地的著作中，施梅列夫和波波夫以“吞噬资源的黑洞”为题，写了篇幅很大的一章。在该章中，他们用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揭示了许多明显不合理的现象和浪费，并指出，这些现象和浪费的根源，在于企业管理者对政府各部或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发指令的不正常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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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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