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异之间:陈跃红教授讲比较诗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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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刷时间:2014年09月01日
  • 开 本:16开
  • 纸 张:胶版纸
  • 包 装:平装-胶订
  • 是否套装:否
  •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11723239
  • 丛书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
作者:陈跃红 著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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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著、20卷鸿篇巨制汇聚了现当代比较文学领域20位大家之作、难以再现的比较文学学术界名家名作的集中展现。该套丛书涉及了比较文学理论、外国文学、中外比较文学等研究领域,不仅是作者们在国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长期的学术积淀和**研究成果,也是中国现当代比较文学领域**专家的集大成,更是近几十年来该领域各个专业方向*著名的博导教授、长江学者们的优秀成果的集中呈现。
 
内容简介

《同异之间》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20卷丛书之一。是作者对中国比较诗学学科化发展三十年来的问题和方法论探索的集结。作者认为,中国学人在比较诗学领域的实践,具有某些不同于甚至领先于西方比较诗学的东西,其成就和经验有理由为国际比较诗学提供一些富于创意的知识内容和研究思路,并且,尽管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比较诗学可能的学术空间*不可能仅限于中西文论关系,它在中国的理论、方法以及美学深度和广度上也都有更广阔的空间,但是,在可以期待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们所面对和必须要接受挑战的,主要还是那个被称为西方理论的东西。作者还强调,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西诗学发展的时代落差,另外一方面,也要对我们的传统诗学资源和文化更新能力保持一份基本的信心,而且,中西方之间互为主体,同时也互为客体,相互提问也相互作答,通过相互的读解、借鉴和启迪去弥补自身的不足,进而建构发展自己的未来理论新范式。

作者提出,只有我们在关于跨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认知和方法论领域有了属于自身的建构,只有将中国诗学独特的文化视域和话语方式置入现代理论的有机架构中去实现熔炼和再生,只有在与包括西方在内的各类现代诗学视域的反复融合过程中去实现自身的选择扬弃,才有可能催生中国现代诗学的诞生。
作者简介
陈跃红,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人文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先后师从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乐黛云;前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国际布莱希特学会会长安东尼·泰特罗教授(Antony Tatlow);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东亚系系主任、前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伊维德(W·L·Edema)学习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西方文学理论、国际汉学等。先后担任过台湾、韩国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和交换教授等海外教职。
  出版有《比较诗学导论》、《欧洲田野笔记》等多种学术著述和中英文论文。联合主编双语学术刊物《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目  录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前言王向远1
自序:走向跨文化的诗学研究1
基本概念与方法论建构
 诗学·比较诗学·中国“诗学”
 方法即意义
 比较的前世今生
 ——比较意识的历史生成与方法论意义
 跨文化研究范式与作为现代学术方法的“比较”
 ——北京大学陈跃红教授访谈
 中国语境中“诗学”概念的现代内涵
 比较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比较诗学六十年(1949—2009)
对话逻辑与跨文化阐释
 阐释的权利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诗学·比较诗学·中国“诗学”
  一、诗学与文论
  本节的部分段落参考了余虹所著《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第一章的相关论述,特此致谢。
  亚里士多德的一生贡献,是在理性的基础上,于广泛的人类知识领域内建立起了各种门类的技艺科学,譬如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物理学、生理学,乃至修辞学等。在亚氏看来,既然诗歌不过是对于事物及其内在理念的摹仿,那么,作诗实际上也就是一门技艺,于是建立一门专业研究所谓“诗艺”的学科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诗学”在西方由此而得以诞生,而它的开山之作就是亚氏本人的《诗学》。
  读过《诗学》的人们都知道,它实际上是一部未整理完成的讲稿。其内容是在以分析古希腊悲剧为主的基础上,把当时的主要文类如戏剧、史诗和抒情诗进行综合研究,通过探讨诗的起源、诗的历史、诗的特征等,阐述了自己的文艺观,同时也初步建构起了西方诗学话语的框架。尽管在以后数以千年的时间内,西方诗学的概念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其基本的格局却并没有真正被颠覆。于是,在西方各国,一旦涉及所谓的诗学命题,就不得不从《诗学》开始。
  与我们关于比较诗学的学科论述相关,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论述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诗被视为诸多摹仿技艺之一种,与绘画、雕塑等其他摹仿技艺并列共置。这样,当后世把这类技艺逐渐归置为“艺术”这一大的门类范畴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为西方诗学研究的价值方向和对象范围作了初步的定位。也就是说,诗学研究是属于艺术这一大范畴下的研究部类。其内涵和外延都比较清楚,这是与中国文论的边界含混所不一样的。
  第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研究对象,从一开始就没有限于诗歌的狭小范围,而是包括悲剧、喜剧、史诗、抒情诗、甚至音乐和舞蹈等等。这样,当西方人日后把诗与文学共称,有时候还以诗作为文学的代名词时,就总是显得那么顺理成章。这当中既没有明显的思维断裂,一般也不会造成误读和误解。而当论及诗学的时候,也都能够理解和接受这样的见解,即诗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广义之诗,也即是包括诸多文类品种的文学。而不会像我们今天许多不了解比较诗学由来的国内古典文学和诗学研究者那样,一说比较诗学研究,首先想到的就是诗和诗歌的比较研究,稍微离开一点去谈普遍的文学理论问题就视为大逆不道。
  其实这完全是由于文化语境的差异而造成的误解,它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学术文化思维的比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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