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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著、20卷鸿篇巨制汇聚了现当代比较文学领域20位大家之作、难以再现的比较文学学术界名家名作的集中展现。该套丛书涉及了比较文学理论、外国文学、中外比较文学等研究领域，不仅是作者们在国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长期的学术积淀和**研究成果，也是中国现当代比较文学领域**专家的集大成，更是近几十年来该领域各个专业方向*著名的博导教授、长江学者们的优秀成果的集中呈现。

内容简介

《诗心会通》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20卷丛书之一。作者一直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并为该丛书选辑了相关论文，希望这套大型丛书的推出有助于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事业的繁荣。这部论文集正标题为《诗心会通》，副标题聚焦“东西比较诗学”。论文集的上编为东西方诗学交汇论，下编为诗学与宗教关系论。本论文集是作者这方面工作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

张思齐（1950--），重庆人，文学博士，著作家、翻译家。2010年起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2002年起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中国诗经学会、中国楚辞学会理事，香港道教学院《海外道教学译丛》编委（德语国家统筹）等。主要研究领域：比较诗学、比较批评史、比较宗教学等。著有《中国古代接受美学导论》（1988）《诗文批评中的对偶范畴》（1995）《六朝散文比较研究》（1997）《宋代诗学》（2000）《中外文学的比较与共生》（2005）《宋金元文学编年史·两宋之际卷》（2006）等。译有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wo volumes,2008)、A New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three volumes，2013)等。

目　　录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前言王向远1
自序1
上编东西方诗学交汇论
　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
　西方比较诗学论纲
　济慈诗学三议
　——济慈诗学的东方可比性因素
　布莱克诗歌创作中的东方因素
　《雅歌春天狂想诗》中的意象主义考察
　在比较中看日本诗歌的六个特征
　泰戈尔与西方泛神论思想之间的类同与歧义
　从中西诗学比较看宋诗的理趣
下编诗学与宗教关系论
　托马斯·阿奎那文艺思想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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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
　　古往今来的研究，大都是从文学的产生出发来研究文学理论的产生，进而研究诗歌理论的产生。自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产生之后，这一局面有了改变，而双向比较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所谓双向比较，指的是在比较的过程中，不但可以从甲方出发来研究乙方，亦可以从一方出发来研究甲方。双向比较所以得以成立，乃是因为它合乎人类思维的一般原则，也合乎文化交流的总体趋势。这是因为，既然是交流，必然是双向的。而比较文学，正是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才得以产生出来的一门新兴的学科。从比较诗学的角度考察文学发生论，可以拓宽和加深我们对文学发生论的认识。
　　对于比较诗学和文学发生论，西方学术界已经反思了2500余年。在中国传统诗学的框架之下，中国学者使用的是一套与西方不同的文论话语。中国学者对这些基本问题也进行过反思，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就，值得我们加以发掘。不过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之间的转换只能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进行。在目前尚不能够转换的地方，无论以西方文论话语为载道之器，还是以中国文论话语为载道之器，都是可以的。双驾马车，可以并行不悖。毫无疑问，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二者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这一领域，中西方文论是相通的。为着线索清晰起见，兹以西方文论为主而予以申说。中国文论的相关内容则随机予以关照。由于比较诗学是诗学的一种存在形态，而诗学又是对于文学所作的理论上的总结和观念上的提升，因此当我们认识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的关系的时候，有必要首先认识文学发生论。所谓文学发生论，指的是文学如何发生的学说。这些学说，按照传统的讲法，可以归结为四种，它们是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文学起源于劳动说。然而，在比较诗学形成的过程中，学者们一直在努力工作，他们试图以比较诗学为着眼点对以往的文学发生论进行改造。由于比较诗学家们坚忍不拔的努力，目前在这一领域已取得了不少成就。

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 
　　古往今来的研究，大都是从文学的产生出发来研究文学理论的产生，进而研究诗歌理论的产生。自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产生之后，这一局面有了改变，而双向比较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所谓双向比较，指的是在比较的过程中，不但可以从甲方出发来研究乙方，亦可以从一方出发来研究甲方。双向比较所以得以成立，乃是因为它合乎人类思维的一般原则，也合乎文化交流的总体趋势。这是因为，既然是交流，必然是双向的。而比较文学，正是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才得以产生出来的一门新兴的学科。从比较诗学的角度考察文学发生论，可以拓宽和加深我们对文学发生论的认识。 
　　对于比较诗学和文学发生论，西方学术界已经反思了2500余年。在中国传统诗学的框架之下，中国学者使用的是一套与西方不同的文论话语。中国学者对这些基本问题也进行过反思，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就，值得我们加以发掘。不过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之间的转换只能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进行。在目前尚不能够转换的地方，无论以西方文论话语为载道之器，还是以中国文论话语为载道之器，都是可以的。双驾马车，可以并行不悖。毫无疑问，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二者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这一领域，中西方文论是相通的。为着线索清晰起见，兹以西方文论为主而予以申说。中国文论的相关内容则随机予以关照。由于比较诗学是诗学的一种存在形态，而诗学又是对于文学所作的理论上的总结和观念上的提升，因此当我们认识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的关系的时候，有必要首先认识文学发生论。所谓文学发生论，指的是文学如何发生的学说。这些学说，按照传统的讲法，可以归结为四种，它们是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文学起源于劳动说。然而，在比较诗学形成的过程中，学者们一直在努力工作，他们试图以比较诗学为着眼点对以往的文学发生论进行改造。由于比较诗学家们坚忍不拔的努力，目前在这一领域已取得了不少成就。 
　　我们首先考察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的基本框架。请注意，在这里诗歌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泛指一切文学作品乃至一切艺术作品，诗人泛指一切文学家乃至一切艺术创造者，诗学则用其广义即一般诗学，也就是文艺理论。我们之所以使用“诗歌”、“诗人”、“诗学”这样的术语，一方面是为了遵从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讨论的问题相对集中一些。总的说来，在比较诗学的视野之下，大多数的诗歌发生论都以诗歌本身为认识的中心，因而认为诗歌是一种人工的制造物(a fabricated thing)，是技艺的产物(the product of skill)。英国诗学家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1554—1586)在《为诗一辩》中，说过一段精彩的话，对诗这一人工制造物的本质进行了界说。他说：“不过，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希腊人是如何命名诗歌的，而且对它是怎么想的。希腊人称诗人为‘poet’，而这名字，因为是最优美的，已经流行于别的语言中了。这是从‘poiein’这个词来的，它的意思是‘to make(制造)’。在这里，我不知道是由于幸运，还是由于智慧，我们英国人也称他为‘maker(制造者)’，这是和希腊人一致的了。这名字是何等崇高和无与伦比的称号，我宁可用划分学术范围的办法来说明，而不用片面的陈述。” 
　　But now let us see how the Greek named it，and how they deemed of it.The Greeks called him a“poet，”which name hath，as the most excellent，gone through other languages.It cometh of this word poein，which is，to make：wherein，I know not whether by luck or wisdom，we Englishmen have met with the Greeks in calling him a maker：which name，how high and incomparable a title it is，I hade rather were known by making the scope of other sciences than by any partial allegation.—M.H.Abrams and others e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fifth edition，2 vol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86) vol.1，p.506. 
　　显然，仅仅在大自然之中人们是找不到诗歌的。诗歌的发生取决于一系列要素。这些要素可以概括为诗歌、宇宙、听众和诗人四种。 
　　一首诗是一个诗人生产出来的。这个不争的事实关系到几个方面。首先，我们应当考虑诗歌的题材与宇宙的关系。在这里，宇宙用其广义，它包括人、物和事件。其次，我们应当考虑诗歌的作用，诗歌是要朗诵给人听的，或者说是要写出来供人阅读的，这就关系到听众。在这里，听众用其广义，它包括听者、读者、欣赏这等。虽然四个要素都在诗歌中起作用，但起作用各不相同。通常，批评家仅仅取这些要素或关系中的某一项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来探索诗歌与外部世界、听众、或诗人之间的关系，来回答来源、目的和艺术检验诸方面的问题。换句话说，当批评家把诗歌看成是一个自足的实体时，他便可以将诗歌与宇宙中那些作为原因的其他因素隔绝开来，以便最为得心应手地分析诗歌。当然其他三要素也密不可分，因为只有从宇宙中诗歌才能获取其题材、趣味和信念；只有面向听众诗歌才能表达其基本的诉求；只有诗人才能将其性格、意图、思想和感情化为诗的存在。但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批评家暂把其他三要素放在一旁，而仅就诗歌本身进行分析。这就是新批评流行以来，西方批评家认识诗歌的基本操作方法。这种方法强调了诗歌本身的存在，也就突出了文学发生论的终极目的。但是，诗学发生论还包括其他的价值取向，四大要素乃是缺一不可的。因为一旦失去诗人，诗歌就失去了主体。一旦失去了听众，诗歌便缺少对象。如果没有宇宙，则主体、对象和诗歌这个人工的制造物或曰技艺的产物便同时失去了栖居之地。于是在新批评之后的岁月里，人们又恢复了将四种要素一并考虑的较为全面的诗学观念。在中国，由于存在着诗话这一特有的诗歌评论形式，中国诗学家在运思的时候，除了极个别的情形之外，一般总是将诗歌、诗人、读者、宇宙或与之有关的事类一并进行论述的，诸如诗歌发生、诗歌流派、风格特点、演变规律、做诗方法、诗语生成、评骘鉴赏、考订讹误以及与诗歌创作有关的一切轶闻趣事，都在搜罗之列。因此，诗话这一看似古老的中国文论的话语形式，实际上与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诗学的批评方式颇多契合之处。就目前西方学术界的情形而论，已经得到普遍公认而又有代表性的以比较诗学为出发点的诗歌发生论，主要有以下四种学说。它们分别是比较诗学发生论中的模仿理论、实用主义理论、表现主义理论和客观主义理论。 
　　一、比较诗学发生论中的模仿主义理论(mimetic theories)。这是关于文学艺术起源的最古老的理论。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460—360 BC)认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的模仿，他说：“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模仿鸟兽，作鸟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唱歌的鸟学会了唱歌。”(《著作残篇》)苏格拉底(Socrates，469—399 BC)也主张模仿说，重申“艺术模仿自然”这一当时流行的命题。 
　　柏拉图(Plato，427—347 BC)对模仿的看法是建立在理式论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文学艺术是对理式的模仿的模仿。尽管柏拉图的理式论模仿说缺陷较多，但是就模仿说的发展史来说，他还是在客观上丰富和发展了古希腊早期的模仿说。后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 BC)建立了比较全面的模仿说。其要义有三。第一，他肯定了艺术模仿的对象本身是真实的存在，他抛弃了意义含混的“艺术模仿自然”的提法。在《诗学》第二章中他说：“模仿者所模仿的对象是在行动中的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艺术的尤其是诗歌的真正内容完全不是自然而是人生。第二，亚里士多德把模仿看成是人类的一个基本才能。他认为文学艺术的动力是模仿的快感，是人自孩提时代起就具有的本能，这种出自本能的模仿直接导致了诗歌的产生。在《诗学》第四章中他说：“模仿出于我们的天性，而音调感和节奏感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起初那些天生最富于这种资质的人，使它一步步发展，后来就由临时口占而做出了诗歌。” 
　　Imitation，then being natural to usas also the sense of harmony and rhythm，the meters being obviously species of rhythmit was through their original aptitude，and by a series of improvements for the most part gradual on their first efforts，that they created poetry out of their improvisations.—Dabney Townsend，ed.Aesthetics，Classic Readings from Western Tradition，second edition (Belmont，California：Wadsworth Inc，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Inc.，2001) 28.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歌的起源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是模仿的本能，另一个诗音调感和节奏感，它们都是出于人的天性。模仿本能的要求和美学结构的要求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张力：艺术必须对应于生活，同时也要获得结构秩序。第三，他还认为，艺术不仅能够模仿现实世界，而且还能够表现出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因而诗歌高于历史，这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在模仿说中运用跨学科研究而得出的响彻千古的宏伟意识。在《诗学》第九章中他说：“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The poets function is not to describe，not the thing that has happened，but a kind of thing that might happen，i.e.what is possible as being probable or necessary.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istorian and poet is not in the one writing prose and the other verse，and it would put the work of Herodotus into verse，and it would still be a species of history；it consists really in this，that the one describes the thing that has been，and the other describes the thing that might be.Hence poetry is something more philosophic and of graves import than history，since its statemensts are of the nature rather of universals，whereas those of history are singulars.—Dabney Townsend，ed.Aesthetics，Classic Readings from Western Tradition，second edition (Belmont，California：Wadsworth Inc，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Inc.，2001) 32. 
　　二、比较诗学发生论中的实用主义理论(pragmatic theories)。实用主义的框架把诗歌置于一种“手段—目的”的关系之中，认为模仿的内容和方式都是为着在读者那里产生某些效果而使用的工具性的手段。实用主义诗歌观的原型来源于贺拉斯(Horace，65 BC—AD 8)的《诗艺》。该书始终强调，诗人的目的，以及衡量诗歌成功的尺度，乃是使同时代的罗马听众愉快，博得他们的赞赏，以及让诗人的名声流芳百世。英国诗学家锡德尼提出了一个典型的公式，该公式系按照一种实用主义的取向把模仿说加以改造而成。在《为诗一辩》中他说：“诗歌，因此是一种模仿艺术，正如亚里士多德用‘迈米悉斯’一词所称它的。就是说，它是一种再现，一种仿造，或者形象的表现；用比喻来说，就是一种说着话的图画，目的在于教育和怡情悦性。” 
　　Poesy therefore is an art of imitation，for so Aristotle termeth it in the word mimesisthat is to say，a representing，counterfeiting，of figuring forthto speak metaphorically，a speaking picturewith this end，to teach and delight.—M.H.Abrams and others e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fifth edition，2 vol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86) vol.1，p.508. 
　　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也坚持实用主义的诗歌观，在《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中他说：“文学批评总得求援于人性。写作的目的在于给人以教导；诗歌的目的在于通过快感给人以教导。” 
　　There is always an appeal open from criticism to nature.The end of writing is to instruct；the end of poetry is to instruct by pleasing.—Vincent B.Leitch and others，e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New York：W.W.Norton Company，2001) 472.试比较《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是中国诗学中的一段名言，即“兴观群怨”说，过去我们简单地把它看作诗歌的功能论，误以为这是孔子就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作用而发表的言论。因此我们感觉纳闷：作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祖师之一的孔子，为什么不讲一讲诗歌是如何发生的呢?对比西方比较诗学发生论中的实用理论。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一些了。孔子的这段话实际上也是就诗歌的本体而言的，其实孔子也是从“手段—目的”的关系出发，考察了诗歌发生的原委。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研究刘勰的“诗歌发生于道”的学说时，将会看得更加清楚。从“手段—目的”的关系认识诗歌的发生，实际上是以作为认识主体的“我们”(当然往往是统治者的立场)为中心来看待诗歌的发生的。从“手段—目的”认识诗歌的发生，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前提：诗歌为着社会人生而发生。由于诗歌、文学和艺术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极大，因此直到今天，实用主义的诗歌发生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各国，依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比较诗学发生论中的表现主义理论(expressive theories)。 在这种理论看来，模仿的诗人是一位施动者，他举着镜子观看镜子中呈现出来的自然。实用主义的诗人则存在于内在力量(自然)与习得的知识和技艺(艺术)所构成的张力之间，因此他们必须想尽千方百计来建构一个诗歌的目的。这种建构的工作有时及于诗歌的某些部分，有时及于诗歌的整体，否则就难以实现手段为目的服务的初衷。当然，有时候这种目的显得很复杂，需要仔细辨析才能见出来。在表现主义的取向中，诗人进入了架构的中心，于是诗人变成了一首诗的题材、特征、价值观念等等的第一发生器。在西方这种观点源远流长，其主要来源为古罗马文论家朗加纳斯(Longinus，first century AD)的专论《论崇高》。郎加纳斯说：“崇高是高尚心灵的回响。”他又说：“一个崇高的思想，如果在恰到好处的场合提出，就会以闪电般的光彩照彻整个问题，而在刹那之间现出雄辩家的全部威力。” 
　　Sublimity，on the other hand，produced at the right moment，tears everything up like a whirlwind，and exhibits the orators whole power at a single blow.—Vincent B.Leitch (general editor)，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1) 138.在这篇专论中，崇高这一风格品质被界定为令人狂喜的效果，并被归结于五种要素。第一是孕育庄严伟大的思想的力量。第二是强烈而激动的情感。第三是运用藻饰的技术。第四是高雅的措辞。第五是整个结构的堂皇卓越。郎加纳斯的表现主义诗歌发生论在17世纪后半叶有很大的影响，意大利批评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把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维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在神的时代，原始人凭本能生活，他们缺乏理性，但具有较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他们把自己感觉到但无法解释的那些事物的原因统统想象为神。这种形而上学的想象就是诗。在世界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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