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历史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编辑推荐

　　本书从保卫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比较全面地批判了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的所谓“颠覆”，立论客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本书编者尤其强调了在各种“后……”社会文化分析大行其道时，“历史唯物主义比当今思想理论和政治潮流更为有效、更具说服力、更不受传统思想束缚”，我们要坚守自己的阵地，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评论，保卫历史。

内容简介

本书从“何谓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知识分子”和“后现代主义与运动”三个方面展开，针对语言与社会、阶级斗争、文化研究与政治、种族问题、男女平等、环境问题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给出了不同的观点，两相比较，更便于我们系统认识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流派，辩证地、批判性地认识其消极作用，进而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识论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埃伦·梅克辛斯·伍德，《每月评论》编辑，著有《资本主义早期文化》（1991年），《民主反对资本主义》（1995年）等。

目　　录

导论　何谓“后现代主义”？
第一部分　后现代主义与知识分子
　第一章　后现代主义者们来自何方？
　第二章　语言、历史与阶级斗争
　第三章　文化研究与政治
　第四章　文化、民族主义和知识分子的作用
　第五章　老主张与新需求：历史、阶级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
　第六章　反对从社会层面对科学进行解析：来自第三世界的警世故事
第二部分　后现代主义与运动
　第七章　阶级问题和文化问题
　第八章　种族问题的真实写照：后现代主义与宣扬差异
　第九章　后现代主义、男女平等主义与马克思：来自深渊的信息
　第十章　马克思与生态环境
　第十一章　北方的知识分子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部分　后现代主义与知识分子
　　第一章　后现代主义者们来自何方？
设想有这么一个激进运动：已然惨遭失败；其失败之惨，似乎不大可能会恢复元气了，即使想恢复，委实命运注定难以复原了。然而随着时光的消逝，这一运动的信念似乎开始显得不那么虚假、无意义了。反对这一运动的人们认为不应再对其学说提出太多的质疑，而要以一种爱好研究古玩的冷静态度——一种像人们对待托勒密的宇宙论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那样的态度——对之进行仔细考虑。激进派也许会发现自己不那么不知所措、无言以对、就此完蛋了。他们在使用一种奇特怪异、与其时代不协调的语言——犹如柏拉图主义的（或日精神恋爱式的）语言，没有人再自找麻烦来弄清其真伪了。面对这一可怕的情景，左派可能会作何反应呢？
无疑，许多人会向右转——有人是疑疑惑惑，有人是真心实意；他们后悔莫及，认为自己早先的观点是种幼稚的理想主义。其他一些人会出于习惯、焦虑或恋旧坚持自己的信念，坚信自己属于某一虚构的群体，并甘冒由此而患精神官能症的风险。少数左派必胜主义者会充满希望，会继续在些微显现的战斗精神中探求革命激情。还有一些人的激进主义情怀会依然存在，然而他们得迁至他方了。人们会认为这一时期的主导观点是现行体制难以打破——至少目前是如此，并会发现左派的绝对大多数论点源自这一令人沮丧的观点。例如，人们可能会期盼在现行体制的边沿薄弱处——在那些其权力不那么稳固、归属不明、归属未定的地区——将会突发引人关注的事件。如果现行体制打不破，人们就可能会指望那些暂时不受现行体制约束的力量了。人们可能会想到：应该十分重视边缘人群的作用——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左派本身已被无情地赶离主流派，故而很自然就会怀疑所有的中心说，认为中心说不可信。这种边缘崇拜硬生生地引导出了这么一个愚蠢的臆断：即少数派是积极向上有希望的，而多数派是暴虐不公正令人难以忍受的。像法西斯集团、北爱尔兰统一党人和国际资产阶级这样一些少数派根本不合乎这一臆断。而这一臆断也明显与现已成为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早先的边缘运动——例如，非洲人国民大会——不相符。这一臆断源自占主导地位不可取这一成见。这一想法的历史根源可能是这么一个事实，即曾是群众性的、起主导作用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政治运动大体上已不在状态。曾起主导作用的、颠覆性的运动观现在出现了明显的某种矛盾。因此，这一运动似乎很自然就妖魔化早先的那些群众性的、起主导作用的、颇具共识的运动，并理想化一些偏离早先运动的活动。尤其是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年轻人更是如此；从政治上说，他们不大记得群众性的激进政治运动，他们对群众性的激进政治运动没有什么真实的记忆和实际经历，而对多数派令人生厌的压制行为却感受颇深。

第一部分　后现代主义与知识分子 　　第一章　后现代主义者们来自何方？ 设想有这么一个激进运动：已然惨遭失败；其失败之惨，似乎不大可能会恢复元气了，即使想恢复，委实命运注定难以复原了。然而随着时光的消逝，这一运动的信念似乎开始显得不那么虚假、无意义了。反对这一运动的人们认为不应再对其学说提出太多的质疑，而要以一种爱好研究古玩的冷静态度——一种像人们对待托勒密的宇宙论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那样的态度——对之进行仔细考虑。激进派也许会发现自己不那么不知所措、无言以对、就此完蛋了。他们在使用一种奇特怪异、与其时代不协调的语言——犹如柏拉图主义的（或日精神恋爱式的）语言，没有人再自找麻烦来弄清其真伪了。面对这一可怕的情景，左派可能会作何反应呢？ 无疑，许多人会向右转——有人是疑疑惑惑，有人是真心实意；他们后悔莫及，认为自己早先的观点是种幼稚的理想主义。其他一些人会出于习惯、焦虑或恋旧坚持自己的信念，坚信自己属于某一虚构的群体，并甘冒由此而患精神官能症的风险。少数左派必胜主义者会充满希望，会继续在些微显现的战斗精神中探求革命激情。还有一些人的激进主义情怀会依然存在，然而他们得迁至他方了。人们会认为这一时期的主导观点是现行体制难以打破——至少目前是如此，并会发现左派的绝对大多数论点源自这一令人沮丧的观点。例如，人们可能会期盼在现行体制的边沿薄弱处——在那些其权力不那么稳固、归属不明、归属未定的地区——将会突发引人关注的事件。如果现行体制打不破，人们就可能会指望那些暂时不受现行体制约束的力量了。人们可能会想到：应该十分重视边缘人群的作用——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左派本身已被无情地赶离主流派，故而很自然就会怀疑所有的中心说，认为中心说不可信。这种边缘崇拜硬生生地引导出了这么一个愚蠢的臆断：即少数派是积极向上有希望的，而多数派是暴虐不公正令人难以忍受的。像法西斯集团、北爱尔兰统一党人和国际资产阶级这样一些少数派根本不合乎这一臆断。而这一臆断也明显与现已成为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早先的边缘运动——例如，非洲人国民大会——不相符。这一臆断源自占主导地位不可取这一成见。这一想法的历史根源可能是这么一个事实，即曾是群众性的、起主导作用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政治运动大体上已不在状态。曾起主导作用的、颠覆性的运动观现在出现了明显的某种矛盾。因此，这一运动似乎很自然就妖魔化早先的那些群众性的、起主导作用的、颇具共识的运动，并理想化一些偏离早先运动的活动。尤其是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年轻人更是如此；从政治上说，他们不大记得群众性的激进政治运动，他们对群众性的激进政治运动没有什么真实的记忆和实际经历，而对多数派令人生厌的压制行为却感受颇深。 现行体制如果确实已然消灭了所有反对它的力量的话，那么就很容易由此得出这么一种颇具煽动性的看法，即现行体制是极其暴虐不公正的。由于眼下几乎不存在什么吸引人的政治制度，这一看法似乎很有道理。唯一真正的非难只能是来自现行体制之外了；人们因而在这么一个时期里可能会寄希望于某种迷人的“另类物”，会对陌生的、反常的、怪异的、不合群的这样一些人或物（从土豚到居统治地位的半人半马怪）极感兴趣——迷恋现行体制外任何一个引人注目的闪光点。然而非常奇怪的是，这一理想化的极左派观点却与极端的悲观主义同时存在——这是出于这么一个事实，即如果说现行体制无所不能的话，那么在它之外是不可能有什么力量的，宇宙空间无限曲线之外也不可能存在什么力量。如果现行体制外确然有什么力量的话，那么这种力量也完全是不可知的，因而难以挽救我们；而如果我们能够将这种力量纳入现行体制轨道的话，它就能够在现行体制中有个实际存在的位置，其另类性也就会立即变味，其颠覆力因而也就会逐渐消失。因此，理论上对现行体制无论如何否定，实际上是完全难以否定的。我们的认识绝对不能过激，因为我们的认识必然要受制于现行体制；而关于任何一个游离于现行体制之外的力量，我们所听到的只不过是一种诡秘的、含混不清的怨言而已。 这一看法没有全面考虑到现行体制的内部矛盾——现行体制容忍着这一看法，也可以随时将其消除。而这一看法本身也存在着“内在”和“外在”之间的尖锐矛盾：内部有共识，而外部不起作用。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典型的思想方式是“自由意志论的悲观主义”——说是自由意志论嘛，是因为人们不愿放弃一种梦想（即欲获得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极为不同的东西）；说是悲观主义嘛，是因为人们意识到法律和权力至高无上，深感前途无望，坚信这一梦想永难实现。如果说人们在不存在任何现实手段的情况下仍笃信颠覆活动的话，那么就可能只有这么一种想法，即现行体制将以某种方式进行自我颠覆、解构其自身的逻辑，从而可以使人们将某种激进主义同某种怀疑论结合起来。 现行体制如果是无处不在的话，那么就像万能的上帝那样不可能在某一特定的地点显现，因而人们就会很奇怪地认为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体制，进而立刻就会提出：现行体制太过复杂，委实难以陈述，宣称它不存在得了。在我们所设想的这一时期里，无疑会有人吵吵嚷嚷，叫喊着反对他们所视之为的现实社会整体之专制、暴虐；而其他人则会忙于解构所有的整体观，并指出这整体观只存在于我们头脑的想象中。不难看出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忧虑，因为事实上社会整体显得难以打破。如果说眼下没有什么可行的上好政治行动方式的话、如果说所谓的微型政治似乎成了当今风尚的话，那么最好是爽快行事——宽宽慰慰地想：人们的政治局限性实际上是种客观存在，社会“整体”实际上只不过是种假象。（“理论上的”假象只会使人们的观点趋于保守，然而难以令人信服。）如果眼下尚无能使这整体发生变革的政治力量，也没关系，因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整体要变革。这就好像一个人找不着切面包的刀而声称面包已切成片了那样。而这整体也可以说是个假象，因为还没有出现什么非常明显的政治力量需要社会呈现出整体状态。有些人需要抓住一切机会获得自由，他们认为只有抓住他们自己身处其中的这整体结构才能获得自由。在这一点上地方性和总体性并不完全是对立的，并难以在理论上作出简单选择：这是因为一些知识分子爱从大处着想，而那些比较严谨的学者则喜欢就事论事，研究分析具体问题。然而，某些传统政治力量如果陷入困境的话，就会提出社会整体观，因为这些力量需要它，需要扩大其影响。 想理解复杂的整体，就要进行极其缜密的分析；所以在我们设想的这一时期里，这种极其体系化的思考不再时兴、像生殖器崇拜和伪科学这类东西那样被摒弃，也就不奇怪了。当没有什么特殊事件让你感到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例如，你是伊萨卡大学或欧文大学的教授）时，你就会迷迷茫茫、困困惑惑、心神不定。你在这种情况下也很可能会变成理想主义者——是种适时、新型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令人生厌的老式理想主义者。我们首先是通过实践认识世界的；如果非常美妙的实践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就会很快想知道是否存在着什么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于是，人们就会认为：在这么一个时代里，相信现实是违背我们意愿的某种东西（诚如弗雷德里克·詹姆森所说：“历史是害人的东西。”）就会变为相信对世界“进行阐释的随意”性。这无疑又转而与典型的“文化主义”相同了：这一文化主义对男人和女人同是重要的人这一点认识不足，并认为所有关于大自然的论述都是害人的骗人鬼话。通常不会认为这一文化主义同（例如）经济主义和生物学主义一样都是一种简化论。根据实际经验对人的意识所作的论述将导致形形色色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之产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么一来似乎就知道自己的处境在政治上不会有多大的问题了。一切的一切都成了一种阐释，就连这阐释本身也成了一种阐释。而渐成一体的理论连同某些过得去的认识也就导致了一种人类主体观的形成——这人类主体形成了中心，已然团结一致，自以为足以采取重大行动了。然而眼下似乎尚难采取这样的行动，其结果仍是不得不为散漫的、形不成中心的、不一致的人类主体唱赞歌——这一主体难以团结一致，连墙上一只瓶子都撞不下来，更不要说是推翻政府了，但仍能表现为令人惊悚的先锋派，与资本主义较早、较好时期的形成中心而自我陶醉的人们形成鲜明对比。换句话说，作为生产者的人（协调一致、具有高度纪律性、有自决力）变成了作为消费者的人（流动性大、瞬息万变、贪得无厌）。 　　……

显示全部信息

书摘插画

保卫历史下载

保卫历史

发布书评

相关图书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