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周质平先生多年来有关现代学人与文化反思方面的文章，共分三个部分。人物研究中涵盖了胡适、林语堂、赵元任、余英时等现当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学者，论述着重在思想史层面的分析。语文发展的内容，重点关注现代中国汉字命运的探讨以及简化字、世界语等话题，对百年来的语文发展提出独特的见解。随笔杂文部分，汇集了作者近20年来文化反思方面的文章，内容精练，论断清晰，为读者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作者简介

　　周质平 1947年生于上海，1970年东吴大学中文系毕业，1974年东海大学中文所硕士，1982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晚明文学与思想。著有Yuan Hung-tao and theKung-an School，《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胡适的情缘与晚境》、《胡适丛论》、《现代人物与思潮》、《儒林新志》等；主编《国史浮海开新录：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胡适早年文存》、《胡适未刊英文遗稿》、《胡适英文文存》等。

目　　录

人物研究
林语堂的大关怀与小情趣
前言
快乐是无罪的
林语堂与鲁迅
从白话文到简体字
林语堂笔下的孔子与儒教
从异端到基督徒
林语堂的抗争精神
从提倡小品文到争取言论自由
民主自由与反共产思想
林语堂与小品文
提倡小品文的背景和动机
林语堂文字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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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言
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所不缺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的批评。陈独秀（1880–1942），鲁迅（1881–1936），胡适（1891–1962），钱玄同（1887–1939），吴虞（1872–1949），吴敬恒（1866–1953）这一批开启中国思想现代化的先驱学者，对中国的传统从语言文字到文学，艺术，戏剧，孝道，家庭制度，无一不持批判的态度。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自1916年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成了传播新思想的主要刊物；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以“铁屋”来象征中国的黑暗和封闭；胡适则沉痛地指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吴敬恒要大家把线装书丢进茅厕；钱玄同更主张废灭汉字，径用世界语取代之；吴虞则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林语堂（1895–1976）在这样一个批判旧传统的大环境里，有他极特殊的地位。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既不是极端的激进，也不是守旧卫道，而是表现出一定的依恋和欣赏。这种依恋和欣赏，在上面所提到的一批新派知识分子当中是极少见的。当然，林语堂的依恋或欣赏并不是毫无选择的，他和陈独秀、鲁迅、胡适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中，有许多不近情理的礼教习俗，需要西方文化的冲激和洗刷。但是他的态度和关怀是不同的。

前言 
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所不缺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的批评。陈独秀（1880–1942），鲁迅（1881–1936），胡适（1891–1962），钱玄同（1887–1939），吴虞（1872–1949），吴敬恒（1866–1953）这一批开启中国思想现代化的先驱学者，对中国的传统从语言文字到文学，艺术，戏剧，孝道，家庭制度，无一不持批判的态度。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自1916年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成了传播新思想的主要刊物；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以“铁屋”来象征中国的黑暗和封闭；胡适则沉痛地指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吴敬恒要大家把线装书丢进茅厕； 钱玄同更主张废灭汉字，径用世界语取代之； 吴虞则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林语堂（1895–1976）在这样一个批判旧传统的大环境里，有他极特殊的地位。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既不是极端的激进，也不是守旧卫道，而是表现出一定的依恋和欣赏。这种依恋和欣赏，在上面所提到的一批新派知识分子当中是极少见的。当然，林语堂的依恋或欣赏并不是毫无选择的，他和陈独秀、鲁迅、胡适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中，有许多不近情理的礼教习俗，需要西方文化的冲激和洗刷。但是他的态度和关怀是不同的。

陈独秀、胡适、鲁迅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他们所谈的大多是救国救民的大关怀，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胡适提倡了白话文，把自由、民主、科学注入了新思潮；鲁迅立志用小说和杂文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他们很少谈个人哀乐，身边琐事。在林语堂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太多“大关怀”，他是以谈“小情趣”见长的。

在充满新旧的冲突和东西文化矛盾的大环境里，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打倒旧礼教”，“废灭汉字”，“文学革命”，“全盘西化”这类带着相当“杀伐之气”的字眼。林语堂很少横眉竖目地要“革命”，要“打倒”。他能从新旧之间看出调和共存的可能，而不是互相倾轧，你死我活。

林语堂对英语读者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在这本书里，他经常表现出对旧中国的一种追怀；和他对身处当代中国的一种无奈。他往往透过古今的对比，来说明现世的堕落。林语堂的乌托邦不是在将来，而是在过去。在晚明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张岱（1597–1679）等人的小品里，他不但找到了文章的范本，也找到了，在他看来，是合理的生活内容和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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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斯蒂芬? R?柯维，《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与《自我领导》的作者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快乐是无罪的
　　在中国传统礼教下成长的人，往往对快乐有一定程度的罪恶感，似乎一个成大功，立大业的人，必须先经过一番苦难，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种思想千百年来深入人心，“苦难”已不再是个中性的词语，而是带着一种道德上的崇高。一种舒适愉快的生活，则有可能被视为堕落的开始。所以“享乐主义”，在中文词汇中，多少带着颓废或不道德的意味。然而，人谁不图舒适，谁不图享乐。给苦难以一种道德的含义，往往是鼓励伪善，不能坦然地承认人性是贪图舒适和享乐的。
　　在林语堂的作品中，他讴歌快乐，追求生活的舒适，在他看来，这是人欲，也是天理。他丝毫不掩饰人性中的欲念，也丝毫不以有此欲念为羞耻。他虽然不提倡纵欲，但也不主张节欲。欲可导，而不可抑。在《生活的艺术》（TheImportance of Living）一书中，特立《生命的盛宴》（The Feast of Life）一章，提出快乐并不分精神与物质两种，这两者是一物的两面，是合而为一的。而所谓精神上的快乐并不高于所谓物质上的快乐，就如欣赏音乐和抽烟斗，究竟何者是精神，何者是物质，是无从分起的。在他看来，强分快乐为精神和物质，“是徒增纷扰，是不智的，也是不真实的”。（Isit possible to regard the enjoyment of music which we call art， asdecidedly a higher type of pleasure than the smoking of a pipe，which we call material？ This classification between material andspiritual pleasure is therefore confusing， unintelligible anduntrue forme.）　打破精神和物质的二分法，也就能对理欲、情色给以更合乎人性的界定。他在1929年写《机器与精神》一文时，就已提出：“大凡说哪一方面是物质文明，哪一方面是精神文明，都是过于笼统肤浅之谈，无论何种文明都有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这种“心物合一”，“灵肉一体”的看法，是林语堂人生哲学的基本观点。
　　在林语堂的哲学里，特别看重“情”字，他在《生活的艺术》中，多次征引张潮（1650–1707）《幽梦影》中“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这句话。他说：“除非我们有情，否则无从开始我们的生命。情是生命的灵魂，星辰的光辉，音乐和诗歌的韵味，花朵的愉悦，禽鸟的羽翼，女子的趣韵，和学问的生命。”（Forunless we have passion， we have nothing to start out in life withat all. It is passion that is the soul of life， the light in thestars， the lilt in music and song， the joy in flowers， the plumagein birds， the charm in woman， and the life in scholarship.）　
　　林语堂从来没有这样充满感情地陈述过“理”在生命和生活中的意义。因为他了解一个人与自己的本能战是无谓的（the futilityof warring against his own instincts.）他说，“我一向认为，生活的目的是真正的享受生活。”（Ihave always assumed that the end of living is the true enjoyment ofit.）

快乐是无罪的 
　　在中国传统礼教下成长的人，往往对快乐有一定程度的罪恶感，似乎一个成大功，立大业的人，必须先经过一番苦难，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种思想千百年来深入人心，“苦难”已不再是个中性的词语，而是带着一种道德上的崇高。一种舒适愉快的生活，则有可能被视为堕落的开始。所以“享乐主义”，在中文词汇中，多少带着颓废或不道德的意味。然而，人谁不图舒适，谁不图享乐。给苦难以一种道德的含义，往往是鼓励伪善，不能坦然地承认人性是贪图舒适和享乐的。

在林语堂的作品中，他讴歌快乐，追求生活的舒适，在他看来，这是人欲，也是天理。他丝毫不掩饰人性中的欲念，也丝毫不以有此欲念为羞耻。他虽然不提倡纵欲，但也不主张节欲。欲可导，而不可抑。在《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一书中，特立《生命的盛宴》（The Feast of Life）
一章，提出快乐并不分精神与物质两种，这两者是一物的两面，是合而为一的。而所谓精神上的快乐并不高于所谓物质上的快乐，就如欣赏音乐和抽烟斗，究竟何者是精神，何者是物质，是无从分起的。在他看来，强分快乐为精神和物质，“是徒增纷扰，是不智的，也是不真实的”。（Is
it possible to regard the enjoyment of music which we call art， as
decidedly a higher type of pleasure than the smoking of a pipe，
which we call material？ This classification betwee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pleasure is therefore confusing， unintelligible and
untrue for
me.）　打破精神和物质的二分法，也就能对理欲、情色给以更合乎人性的界定。他在1929年写《机器与精神》一文时，就已提出：“大凡说哪一方面是物质文明，哪一方面是精神文明，都是过于笼统肤浅之谈，无论何种文明都有物质与精神两方面。”
这种“心物合一”，“灵肉一体”的看法，是林语堂人生哲学的基本观点。 
　　在林语堂的哲学里，特别看重“情”字，他在《生活的艺术》中，多次征引张潮（1650–1707）《幽梦影》中“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这句话。
他说：“除非我们有情，否则无从开始我们的生命。情是生命的灵魂，星辰的光辉，音乐和诗歌的韵味，花朵的愉悦，禽鸟的羽翼，女子的趣韵，和学问的生命。”（For
unless we have passion， we have nothing to start out in life with
at all. It is passion that is the soul of life， the light in the
stars， the lilt in music and song， the joy in flowers， the plumage
in birds， the charm in woman， and the life in scholarship.）　 
　　林语堂从来没有这样充满感情地陈述过“理”在生命和生活中的意义。因为他了解一个人与自己的本能战是无谓的（the futility
of warring against his own instincts.） 他说，“我一向认为，生活的目的是真正的享受生活。”（I
have always assumed that the end of living is the true enjoyment of
it.） 
　　在《人类的快乐是感官的》（Human Happiness Is
Sensuous）一节中，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所有人类的快乐都是生物性的快乐。这个说法是绝对科学的。为了免受误解，我必须把话说得清楚些：所有人类的快乐都是感官上的快乐。”（All
human happiness is biological happiness. That is strictly
scientific. At the risk of being misunderstood， I must make it
clearer： all human happiness is sensuous happiness.）
接着他指出，所谓精神状态也无非就是内分泌在起作用。而“所谓快乐，对我而言，大部分是和消化相关的。”（Happiness for me
is largely a matter of
digestion.）最后他很风趣地归结于“一个人要是大便畅通，他就快乐，要是不畅通，就不快乐。”（If one’s bowels
move， one is happy， and if they don’t move， one is
unhappy）.　林语堂用这种近乎粗鄙的语言来说明快乐的定义，是带着一种反道学的精神的。他善于将最神圣或神秘的感觉，用最平常的字眼来进行分析和解释。让人领受一种“说穿了稀松平常”的快意。

林语堂提倡享乐，但并不颓废，他珍视生活中的每一个小情趣，《生活的艺术》第九章专讲生活的享受，无论躺在床上，坐在椅子上，谈话，喝茶，抽烟，熏香，喝酒，酒令，食物都专立一节，来讨论这些日常生活的乐趣。因此，林语堂的享乐不同于“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废。他痛恨说大话，说假话，他只是说：快快乐乐地活，舒舒服服地过，没什么罪过。看林语堂《生活的艺术》，总让我想起李渔（1611-1680）的《闲情偶寄》。《闲情偶寄》中，也有专讲“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的篇章。
林语堂受了李渔的启发是很显然的。这样的人生哲学并不来自西方，而是从中国传统中滋养出来的。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个人主义”在中国是个时髦的思想，个人的价值和自由受到空前的重视，许多知识分子批评传统大家庭制度是个人发展的阻碍，“家”不但不是一个温暖和快乐的所在，反而成了痛苦和罪恶的渊薮。从康有为《大同书》中，“去家界为天民”，
到胡适所主张的“不婚”、“无后”，都是围绕着打破家庭这个组织而立论的。巴金在30年代出版的畅销小说《家》，更是为一个年轻人如何打破家庭的桎梏而找到自由，作了最浪漫的叙述。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家庭生活对许多新派知识分子来说，是不屑追求，也是不屑营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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