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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自多偏爱，才女更得天怜。从入清华之门始，赵萝蕤就不断得到老师们的照拂和赏识。
——言文
在徐志摩的情人中，还有凌叔华、袁昌英，前者有书信为证，慢慢已为人所熟知；后者则殊少人提及。
　　　　　　　　　 ——蔡登山
　　后人对周璇*粗略的印象，总是停留在她被造化捉弄的人生。身世不明，离婚，情变失财，接连未婚生子，精神耗弱，到出院后骤逝……
　　　　　　　　　 ——洪芳怡
　　一个没有舵的男人和一个与爱相比更需要事业的女人，其结果可想而知，这样想想，其实，俞启威这样的革命者，似乎更适合蓝苹。
　　　　　　　　　 ——大漠
　　苏青是有过三个子女的离婚妇人，人长得也并不十分漂亮，他不可能将她带到自己在周邦俊的家中去招人非议……
　　　　　　　　　 ——周允中
　　吴宓只有痴人说梦的本事，哪有破釜沉舟的勇气?他终于还是只能躲进书房，在那本永远也记不完的“流水账簿”里自责自怨。
　　　　　　　　　 ——王开林
　　胡乔木是梁宗岱的救命恩人。1979年那次来广州时，还亲自对梁教授说：“你的著作不会过时，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把你的书全部出版……”
　　　　　　　　　 ——柏桦
　　他亲历了中国小提琴百年史中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他的一生，就像是专门为中国的小提琴预设的。
　　　　　　　　　 ——张彤

内容简介

《闲话》是一本连续出版的人物类人文读物。由青岛日报报业集团良友书坊（营盘兄弟文化青岛有限责任公司）策划，青岛出版社出版。
《闲话》是整合掌故类阅读情趣和书话类阅读情趣的产物。
《闲话》的关注点是文人及闻人的生活，期待通过一种微观的管窥和一些历史碎屑的拾捡，还原名流与知识者的人生世界。
《闲话》期待呈现的是学术与人生、文化与人生、艺术与人生、历史与人生的关系。
《闲话》仰慕有文史价值的文字，仰慕有故事特征的叙事，仰慕平实准确的语言。

目　　录

“燕大校花”赵萝蕤的才学人生／言文
徐志摩与袁昌英的一段情／蔡登山
吴宓：殉情殉道两手空／王开林
1930年代的蓝苹／大漠
“百科全书音乐家”谭抒真／张彤
天涯歌女周旋与光暗交织的老上海／洪芳怡
无关娱乐——王家店的艺人们／蒋泥
诗人中的诗人梁宗岱／柏桦
小丁《花街》创作的原型／吕恩
张冰独谈苏青／周允中
“王婉”之死／王国华
以赛亚·伯林：自由的恐惧／蔡晓滨
十二月党人：沙皇时代的流星雨／苏祖祥
受苦的“女神”颜文姜／王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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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燕大校花”赵萝蕤的才学人生　言文
　　“江山不断美人出，风流先领两三年。”燕京大学“校花”赵萝蕤的故事，其八十六年的人生道路予人启迪多多。
　　钱穆先生在其《师友杂忆》中，追忆到抗战初期西南联大的生活时，有一节特别说到陈梦家，却不曾忘记带上绮丽一笔：
　　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予。及是夫妇同来联大。其夫人长英国文学，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于无不披览。师生群推之。
　　钱先生说：“梦家在流亡中第一任务，所至必先觅屋安家。诸教授群慕与其夫妇游，而彼夫妇亦特喜与余游。常相过从。梦家犹时时与余有所讨论。”可见老夫子对这对知书识礼的佳偶，有极好的印象。
　　对于这一时期的生活，赵萝蕤在《我的读书生涯》中自有忆述：“从七七事变以后，我一直是失业的。当时西南联大继续清华大学的老规矩，夫妇不同校……而且那时物价腾贵，金圆券不值钱，教书还不及当个保姆收入多，因此在联大的八年里我基本是操持家务。我是老脑筋：妻子理应为丈夫作出牺牲。但我终究是个读书人。我在烧菜锅时，腿上放着—本狄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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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读书生涯》，是1994年春夏间，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为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发动征文时，年已八旬的赵萝蕤教授写出的一篇回忆录，随后收录在公开出版的征文集《她们拥抱太阳——北大女学者的足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之中。当随后北大出版社要结集出版她的代表性论著文集时，这篇文章被冠于卷首，并以之为书名。
　　可见“读书”是作者最美好的回忆，也是她晚年所认同的自己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本原。刘树森先生在《我的读书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编后记”中说：
　　本书汇集了赵萝蕤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著述中择选出来的三十四篇文章，是作者个人的一部文集。在文学翻译界、英语教学与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赵萝蕤先生均以其学术业绩闻名已久。以其翻译成就而论，从30年代的《荒原》到90年代的《草叶集》，口碑历来不同凡响。就教学建树而言，赵先生执教五十余年，至今仍在指导研究生，受益者难以数计。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由赵先生担任主编之一的两卷本《欧洲文学史》及其诸多文章行世，研究成果在很多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文集可谓赵萝蕤先生治学数十载的写照。读其文章，可知其人，可领略其治学之道。

“燕大校花”赵萝蕤的才学人生　言文 　　“江山不断美人出，风流先领两三年。”燕京大学“校花”赵萝蕤的故事，其八十六年的人生道路予人启迪多多。 　　钱穆先生在其《师友杂忆》中，追忆到抗战初期西南联大的生活时，有一节特别说到陈梦家，却不曾忘记带上绮丽一笔： 　　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予。及是夫妇同来联大。其夫人长英国文学，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于无不披览。师生群推之。 　　钱先生说：“梦家在流亡中第一任务，所至必先觅屋安家。诸教授群慕与其夫妇游，而彼夫妇亦特喜与余游。常相过从。梦家犹时时与余有所讨论。”可见老夫子对这对知书识礼的佳偶，有极好的印象。 　　对于这一时期的生活，赵萝蕤在《我的读书生涯》中自有忆述：“从七七事变以后，我一直是失业的。当时西南联大继续清华大学的老规矩，夫妇不同校……而且那时物价腾贵，金圆券不值钱，教书还不及当个保姆收入多，因此在联大的八年里我基本是操持家务。我是老脑筋：妻子理应为丈夫作出牺牲。但我终究是个读书人。我在烧菜锅时，腿上放着—本狄更斯。” 　　1 　　《我的读书生涯》，是1994年春夏间，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为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发动征文时，年已八旬的赵萝蕤教授写出的一篇回忆录，随后收录在公开出版的征文集《她们拥抱太阳——北大女学者的足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之中。当随后北大出版社要结集出版她的代表性论著文集时，这篇文章被冠于卷首，并以之为书名。 　　可见“读书”是作者最美好的回忆，也是她晚年所认同的自己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本原。刘树森先生在《我的读书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编后记”中说： 　　本书汇集了赵萝蕤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著述中择选出来的三十四篇文章，是作者个人的一部文集。在文学翻译界、英语教学与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赵萝蕤先生均以其学术业绩闻名已久。以其翻译成就而论，从30年代的《荒原》到90年代的《草叶集》，口碑历来不同凡响。就教学建树而言，赵先生执教五十余年，至今仍在指导研究生，受益者难以数计。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由赵先生担任主编之一的两卷本《欧洲文学史》及其诸多文章行世，研究成果在很多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文集可谓赵萝蕤先生治学数十载的写照。读其文章，可知其人，可领略其治学之道。 　　赵萝蕤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同她父亲赵紫宸先生（1888～1979年）用自己的见识给予她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赵紫宸出身于浙江德清县新市镇一个贫寒的家庭。1914年东吴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1932年年至1933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回国后先后在东吴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授，冰心、雷洁琼、费孝通等都曾出自其门下。 　　关于这个赵家祖居地，赵萝蕤的印象是：“那时我已和陈梦家结婚。新市镇是水乡，物价低廉，生活极丰盛，天天吃的不是鱼就是虾。又因无书可读，空闲太多，因此或在桥头看赶鸭子过河，或看着一担担蚕丝茧子从门口挑过……”这是她1937年7月以后逃难返乡时得到的。 　　1912年，赵萝蕤出生在杭州，从此她获得的是良好的家庭教养和优越的知识教育：我在苏州圣约翰堂附近的幼稚园玩了三年，七岁进景海女子师范学校的一年级，并在童年开始学英语。父亲1914年至1917年留学美国，因此我一进小学不但学了英语，还开始学弹钢琴，完全是美国的那一套。但是父亲又是个祖国文化修养极深的学者。他怕教会学校不注重祖国语言的培养，又亲自教授我《唐诗三百首》与《古文观止》，而且吟诵起来像是在唱歌……十二岁那年，苏雪林女士（绿漪）到我班上来教国语。她重视写作能力，我的作文常常受到她的双行密圈……六年级时我的语文成绩被评为全校第一，甚至超过了高中三年级的同学。 　　十六岁了，赵家有女初长成。1928年，豆蔻年华的赵萝蕤，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 　　她回忆说，“那时中文系的名教授很多”，有郭绍虞、马鉴、周作人、顾随、谢冰心等，她顿时优游在中国文学的海洋里；可是当二年级读毕，她却在美国籍教师的劝说下，转系读了英国文学，“那时的学校是很自由；学生除上课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我酷爱读小说，便从父亲的藏书中选读了狄更斯、萨克雷、哈代的小说，家里没有的就到图书馆去借。后来桑美德教授开了一门小说课，我选修了，但是她要求读的小说，我差不多都已读过。在大学的四年中，我选了多门音乐课，并继续学弹钢琴”。 　　1932年夏本科毕业时，赵萝蕤刚好二十岁。于是在父亲的鼓励下，她投考了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学英美文学。 　　美人自多偏爱，才女更得天怜。从入清华之门始，赵女生就不断得到老师们的照拂和赏识。她回忆说： 　　当时研究所除英语外，还要考两门外语。法语及格了，德语却吃了一个零。但是我英语考了一百分。吴宓老师说：“行，德语等入学以后再补吧。”于是我被录取了，还得了一年三百六十元的奖学金。我对父亲说：“我不用花你的钱了。”那时小灶食堂一个月才花六元，还有二十四元零花钱。 　　在清华大学三年，她听了吴宓讲授的“中西诗比较”、叶公超的“文艺理论”，以及美籍教授温德所开的各种法国文学课程。由着自己的兴趣和学科指引的方向，赵萝蕤努力求着学求着知，而机会总是给予那些进取着的有准备的人。 　　研学到三年级时，良机天赐了！应时在上海的戴望舒之邀，此前“没有作过任何形式的翻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只知一味读书”的赵女生，开始了艾略特长诗名作《荒原》的翻译工作，并在温德教授指导下，完成了作品“译者注”部分。译诗在1936年由上海新诗社出版。 　　关于这位兴趣广泛的单身汉教授，赵萝蕤晚年在《我记忆中的温德老师》中描述道： 　　温德老师法国文学的知识很丰富，后来我还念过他的波德莱尔、司汤达、梵乐希等课。他讲课十分传神，通过他的讲课，也随着我的鉴赏日益成熟，我对波德莱尔的诗歌养成了强烈的爱好，甚至梦想到法国去留学……我想他最主要的活动还是读书。他的头脑十分灵活，没有他不愿涉猎的园地。他听说我在美国读了些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于是他也读起来，而且偏到一些次要著作。我喜欢去找他聊天…… 　　2 　　赵萝蕤在《我与艾略特》—文中说：“最幸运的是，我请叶公超老师写了序。这篇精湛的序远远超出了我当时的水平，使译本生色许多，而当时的叶老师还是个才华出众的青年教授。” 　　有关这位叶老师，赵女生自然记忆深刻。 　　她在晚年所写《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中说：“我在燕京当学生时，曾在朗润园的草坪上演出过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充当女扮男装的罗莎林，那时候听说叶公超老师也来看了，并且有人指出：‘呶，那就是他！”’ 　　她写道，“当他的学生则是1932年以后的事”：我是个拘谨怕羞的姑娘，严肃安分得像座山一样，而他那时还没有结婚，我只是偶然到他那坐落在北院的家里。他的屋里书架遮满墙壁，直碰到天花板。我上的课是“文艺理论”……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不像后来我自己当老师时恨不得字字句句都早早准备好才上堂去。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我在请他写序时，他说：“要不要提你几句？”我那时年少无知，高傲得很哩，回答“那就不必了”。现在想起来是多么愚蠢，得他给我提些意见，不管是好是坏，该多么有“价值”呢。 　　赵小姐对老师的殷勤熟视无睹的结果，便是叶先生后来娶定了她在燕京时的一位高班学姐为妻，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家庭生活。那家居生活场景的雅致，让这个书香之家出身的赵女生也羡慕了起来。那个“家”在位于前铁匠营的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里：“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个三个菜，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 　　对叶老师的殷勤熟视无睹乃至置若罔闻，其实是有其心理背景的。赵萝蕤说： 　　如果说叶老师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十分自在的，也许是他那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决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也许他的非凡才华使他有时锋芒毕露，不过绝没有咄咄逼人“拒人于千里以外”的味道。人们还是喜欢听他那天南地北的神聊。我这位老师的“修养”是不凡的。 　　也许正是叶老师那点令一个拘谨怕羞而又严肃安分的女生，多少感到有些不自在的“少爷”风度和出众才华，使得赵萝蕤对这位老师缺少信任感，没有随他去研学当代外国文学，甚至“只是偶然到他那坐落在北院的家里”，这也许很令叶老师郁闷。于是乎身穿长衫，气质中散发着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家气味，神情多少显得有点落拓的陈梦家，成为芳意所瞩。人生的姻缘原来在此！或许这正是紫宸先生早年的国学教育，为“梦萝姻缘”之伏笔呢。 　　赵萝蕤牢牢地铭记着叶老师当年赠送给他们夫妇的新婚礼物：一个可做灯具的朱红色大瓷瓶，一套带着硬壳的精装本啥代诗剧《统治者》，以及一个单人沙发床。 　　姜德明先生曾撰文夸赞过赵萝蕤所写的《杨刚二三事》。杨刚与赵萝蕤是燕京大学的同窗，毕业之后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 　　赵萝蕤写道，我“出身大学教授家庭，上学又很早，是地道的温室里培育出来的花朵，十分脆弱无知”，“我们几乎从不谈政治，谈的都是自己对文学的爱好和生活琐事，如评论同学与教师等”，“我的政治神经发育极晚”…… 　　然而到1944年秋，她俩竟在印度孟买街头不期而遇了。见识了人生的困难，经历了时代的危难，牵记着民族的灾难，老同学之间发生了一场“头脑风暴”。姜先生在《赵萝蕤教授》一文中说： 　　当时她们都在候船赴美，一个是奉命去美工作，一个到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这时候两位同学已经谈起了政治，杨刚批评赵萝蕤在对待人生问题上的思想“愚蠢”，批评了赵的“好人哲学”和“好人政治”，甚至批评赵在抗战的大后方当了“贤妻良母”，一切都以丈夫陈梦家的利益是从。全国解放初期，杨刚又直言批评赵萝蕤是“学院派”、“十足的书生气”。 　　面对以献身革命为人生目标的老同学的激烈批评，赵萝蕤却从不以为忤。她自信而且自豪地说：“革命志士和书生也还是可以结成好友的。” 　　姜先生为此发表观感道，“杨刚是我敬畏的老领导，她确有这样直爽强烈的性格；赵萝蕤是我尊敬的前辈，她果真如此善良温和”，她们“一个是风暴中的战士，一个是温室里的闺秀”，赵萝蕤在忆文中赞美了杨刚的人性，而读者则从中看到了她的“真诚”。他随后议论说：“她们的率真都是一种美，充满高尚的情操，做人和作文，如果离开了真诚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他认为《杨刚二三事》写得“很动人”。 　　郭汾阳也注意到了《杨刚二三事》这篇文章的典型意义，因此在《女界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之《中国的贞德们》中引用并评说道： 　　都是才女，赵小姐与才气横溢的陈梦家结婚，杨刚却与不能革命到底的郑侃离异，及后毕业两人曾美国相遇（另一个同学是定居美国了）。虽是在一起欣赏西方古典音乐，但“在如何对待人生的问题上，杨缤（即杨刚）经常批评我的‘好人哲学’和‘好人治国’的愚蠢思想，她也批评我的‘贤妻良母’观念，因为我常常把丈夫的利益放在首位”。（赵萝蕤《杨刚二三事》） 　　“常常把丈夫的利益放在首位”，是由其先天的女性慈质所指引，还是由她后天的知识理性所决定，他人已难得知，也许是互为表里才相得益彰的吧。我想。 　　3 　　1944年秋，赵萝蕤随陈梦家比翼双飞，由昆明机场出发，越过“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换船前往芝加哥大学。四年后，赵萝蕤通过博士学位答辩后回国，彼时已晚于陈梦家一年。这期间有关宏旨的可记之事有二： 　　一是她与艾略特的会面。 　　赵萝蕤在《我与艾略特》中说：“1946年7月，梦家在哈佛大学会见了回美国探亲的艾略特，并打电报给我立刻起程东行到哈佛与艾略特见面。7月9日晚上，艾略特请我在哈佛俱乐部晚餐，晚餐后他为我朗读了《四个四重奏》中的片断，并嘱咐我下一个任务就是翻译这首和《荒原》的风格很不相同的长诗。” 　　他还为我带去的两本书：《1909-1935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签上他的名字。在前者的扉页上，他写了“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他还给了我两张照片并在上面签上了名字。这两张照片后来在多次的抄家中丢失了。梦家告诉他我也写了许多诗，他听了十分高兴，建议我把它们译成英文，先在英国出版。当时我把我写的诗抄在一个小本本上，但后来它遇到了跟照片同样的命运，没有留下只言片字。 　　这部《1909-1935年诗歌集》签名本，携带回国后，一直成为她的珍藏，并随主人_起度过了三十多年的人生劫波。“文革”结束后，赵萝蕤搬到其父母生前寓居的那座著名的四合院里。有来访者注意到，“里面一间放了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这是她的卧室兼书房……外面一问放着几个书架，藏书中包括她当年在美国搜集的全套初版詹姆斯小说和艾略特签名的诗作”。 　　二是她攻读博士学位的抉择。 　　赵萝蕤在《我的读书生涯》中记下了这重要的一刻：“这时我有了在芝大英语系学习的机会。这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四年。那时芝大的英语系在美国是第一流的。世界知名的克莱恩教授正开设‘理论与实践’一课……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维尔特教授是温德老师的好友。 　　温德老师曾给他介绍过我： 　　维尔特教授问我有多少时间学习，打算学三年还是四年？他说若是你跳过硕士学位这一关，可能三年就得到博士学位，不然就至少用四年。这时我想起了十岁时祖父和我的一段对话。祖父曾问我：“你将来想得一个什么学位？”我夸口说：“我只想当一个什么学位也没有的第一流学者。” 　　我犹疑了。梦家此时却竭力说服我：“一定要取得博士学位。”于是我对维尔特教授说，那还是四年吧，我想多学一点…… 　　1948年12月31日，以研究亨利·詹姆士小说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的赵萝蕤毅然回国（当时国共两军平津之争已经日趋紧张，她深恐学成而不能返回北平与丈夫团圆，便决然放弃了来年六月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的荣华机会）。两周后，她由上海搭乘一架空运粮食的飞机，降落在“围城”中的天坛空地上，从此返回阔别的故都，再没有重访母校的机会，直到晚年才有了一次自费的欧洲之行。这是后话，留待下文再表。 　　在美国留学期间，她与陈梦家形成共识：“必须尽我们所能，享受美国社会所能提供的和个人文化教养有关的一切机会。”以至于在回国时的行李中，“装满了书籍和唱片，钱包里的余款只够旅费”。这是一个智慧的才女所持的价值观，她醉于“纸”而不迷失于“金”。 　　由于剧变的时政关系，1951年的燕大西语系只剩下了吴兴华和赵萝蕤两位教师，原来任教的美籍教师都已经回国去了。为将燕大西语系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系科，赵萝蕤热情邀约了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巫宁坤和才到北平的俞大纲加入进来，成为同仁。“我们的阵容似乎很齐整。我还立即得到了去湖南常德参加半年土改的机会。”赵萝蕤如是说，言下不乏与时俱“进步”以后的欣然。于是在回国甫始的巫宁坤眼中，这位美丽的女士已有了令他惊讶的改变： 　　1951年8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萝蕤亲自到前门火车站接我。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但风度不减当年。 　　到了燕园，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萝蕤便留我先在她家做客，受到她温馨殷勤的款待。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这时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唯一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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