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

德国人之迷恋文化、推崇文化令人震惊——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柏林都拥有三座歌剧院。然而，《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揭示的绝不仅仅是这个民族迷恋文化的历史。本书还透彻细致地分析了文化如何能够在民主政治时期成为道德操守的替代品。凭借其卓越的才华、微妙的反讽及优美的文笔，勒佩尼斯还开创性地对美国及法国的文化历史进行了探讨，纵贯从俾斯麦时期到当今的社会现实。

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首屈一指的知识精英，2006年德国书业和平奖获得者。他曾任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院长（1986—2001），现在是该学院的终身教授。勒佩尼斯也是柏林自由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并曾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数年。勒佩尼斯著作等身，且定期为德国*报刊《世

一 文化：崇高的选择
冷漠的政治观
如果历史学家们无法轻松地重新认识到历史上的德国一直在走一条特殊的道路——至少自从俾斯麦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取胜后建立帝国以来便是如此，那么要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及纳粹统治造成的噩梦般的后果，对历史学家们依然绝非易事。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许多哲学家曾坚持认为，要对这种发展轨迹做出阐释，历史显然无能为力，只有哲学能够给予解答。约翰·杜威在其专著《德国哲学与政治》中如是说，乔治·桑塔亚纳在1915和1916年分别出版的
《德国哲学中的自我中心主义》中也作了相应论述。
杜威的著作主要来源于他于1915年在北卡罗来那州立大学所做的讲座。他选择了康德的两个世界的理论——“一个是外部世界，即物质与必然的世界，另一个则是理念与自由的世界……其中首要的是内在世界”——作为理解德国民族特性最重要的因素①。乔治·桑塔亚纳则认为德国人践行超验哲学，即德国人更喜欢“从自己的内心寻找真”，并且附加了一句“德国人的内心不再是洛克意欲探寻的解剖学意义上的内心，而是纯粹形而上意义上的引申”②。二人的论述异曲同工。对于桑塔亚纳而言，德国的政治行动只不过是德国思想的必然结果。德国思想最重要的特点便是执拗、顽固的精神内省，对自我中心格外赞赏，而其他民族则视自我中心为一种阻碍，巴不得尽快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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