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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屯北小街幽静的街边，一座爬满青藤的小楼吸引着行人的目光。这座小楼就是本书的作者们工作的地方。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简称LCC），隶属于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字号”，成立于1956年。60多年来，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0 000余名各界人士在此学习，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等知名人士，在这里学习过的大使就有300余位。1983年至今，泰国公主诗琳通的9位汉语教师均由LCC派遣。目前，除外交人员外，外国驻京企业人士及其家属也成为LCC的主要生源之一。

《外交官学汉语的故事》的作者们为外国使节们教授汉语、介绍中国文化，在中外文化的碰撞中，深刻体会着跨文化交际的趣味与奥秘。在精神层面，他们每天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穿梭出入，是一群“非常有故事的人”。

希望各位喜欢他们讲述的故事。

内容简介

北京朝阳区有几片绿树成荫、高墙护卫的神秘的区域，在这里进进出出的是挂着黑色牌照的汽车和各种肤色的人群。这些就是外国驻华大使馆和外交公寓的所在。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是为这些外交人员提供汉语及文化教学服务的专门机构。《外交官学汉语的故事》就出自该中心各位老师的手笔。这些故事充满跨文化交际带来的幽默、困惑、感伤、兴奋和启示，感人至深，耐人寻味。

作者简介

《外交官学汉语的故事》是由以虞启龙教授为代表的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的诸位老师所讲述的。

虞启龙，男，1925 年出生，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教授，唐代大书法家虞世南的第三十八代后裔，自幼拜前清翰林王龄鹤学习古文和各体书法。1964年，中法建交，虞启龙教授开始为法国外交官讲授中国语言和文化，并陆续在国内外举办书法展览和讲座，受到了各国学生的欢迎。虞启龙教授的书法作品分別被法国吉美博物馆、塞尔努斯基博物馆、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和法国多位总统等收藏。

目　　录

“钻空子”的外国人　　梅笑寒 /001
曾经的邂逅——回忆我的学生们　　俞文虹 /005
老麦与爱哥　　董娟 /013
说说我的学生们　　胡鸿 /022
我的洋学生们　　胡凝 /047
我的学生何敬生　　林静 /061
第一堂课　　董扬 /067
学生们的那些事儿　　王俊香 /074
羽毛做的毛笔　　虞启龙（口述）陶红（笔录） /084
两个学生，两个朋友　　靳风 /090
科隆旧事　　徐静华 /097
前缘后续　　张宇 /102
乐此不疲　　孙岳如 /115
春华秋实　　朱晓星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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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三里屯对于现如今的“潮男”“潮女”来讲是夜店、酒吧和时尚的代名词。往前倒推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使馆区刚刚规划建设之时，三里屯还是一片荒郊野岭，跟如今的繁华时尚相去甚远。在祖国外交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围绕着三里屯及周边地区，面向外国驻华使团、国际组织及新闻机构的外交服务事业应运而生，这其中也包括我们这所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专为外交官学习中文而设立的学校。
自1962年成立，几经更名，我们的学校最终被定名为“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顾名思义，语言教学与文化交流是我们的两大业务。半个多世纪以来，包括300 多位外国驻华大使在内的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0 000余名外交官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柬埔寨宾努亲王等知名人士。自1983年至今，泰国诗琳通公主的九位中文老师均来自这所不为人所熟知的学校。
20 000多名学生对于现如今国际汉语教育蓬勃发展大形势下的某一所国内大学来讲，学生数量并不算多，但从70年代中期开始，我校的学生人数就常年保持在500 名左右，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可观的数字。我校参加了1983年8月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召开的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首届学术讨论会暨学会成立筹备会议，作为高校、外交、侨务、广播电视四大系统之一参与学科建设。就教学规模和师资数量而言，当时我校仅次于北京语言学院，位列全国第二大对外汉语教学单位。

三里屯对于现如今的“潮男”“潮女”来讲是夜店、酒吧和时尚的代名词。往前倒推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使馆区刚刚规划建设之时，三里屯还是一片荒郊野岭，跟如今的繁华时尚相去甚远。在祖国外交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围绕着三里屯及周边地区，面向外国驻华使团、国际组织及新闻机构的外交服务事业应运而生，这其中也包括我们这所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专为外交官学习中文而设立的学校。
自1962年成立，几经更名，我们的学校最终被定名为“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顾名思义，语言教学与文化交流是我们的两大业务。半个多世纪以来，包括300 多位外国驻华大使在内的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0 000余名外交官曾在此就读，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柬埔寨宾努亲王等知名人士。自1983年至今，泰国诗琳通公主的九位中文老师均来自这所不为人所熟知的学校。
20 000多名学生对于现如今国际汉语教育蓬勃发展大形势下的某一所国内大学来讲，学生数量并不算多，但从70年代中期开始，我校的学生人数就常年保持在500 名左右，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可观的数字。我校参加了1983年8月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召开的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首届学术讨论会暨学会成立筹备会议，作为高校、外交、侨务、广播电视四大系统之一参与学科建设。就教学规模和师资数量而言，当时我校仅次于北京语言学院，位列全国第二大对外汉语教学单位。
我本人1992年开始教学生涯后，前辈们就告诫我：在这里当老师不同于高校，要求老师要成为“杂家”，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汉语和外语水平，还要博览群书、博古通今。我们的教学属非学历教育，且多为个别教学，学生们大多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语言文化中心原来叫汉语教学中心，1991年改为现名，加了“文化”两个字。这一改改得好。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之一。语言是有温度的，它的背后是人文，是丰厚的文化积淀。汉语的四声调，平上去入，抑扬顿挫，音乐感十足；方块汉字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活化石，用它码成的诗词歌赋更是人类文化的奇珍瑰宝。不难理解，尽管学习汉语不是那么容易，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潜心其中，并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
我们的教师常年要对不同语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汉语水平、不同教学内容的“外交官学生”进行教学，教学经验极其丰富，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人人都是“桃李满天下”。而学生除了学习汉语外，了解中国是他们重要的学习目的之一。以我的学生为例，其中既有像前加拿大驻华大使柯杰（Joseph Caron）这样每次以党的十六大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及《人民日报》的文章为主要学习内容的“优秀生”，也有以了解中国人所思所想为主、常规学习为辅的“特别生”。记得2001 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我的学生——美国使馆武官处中士Rob Miltersen 深夜给我打手机请假，说第二天要陪同美国国防武官去海南岛陵水机场紧急处理此事；还炫耀说，国防武官之所以挑选他是因为他汉语好，且爱跟中国人打交道，这得益于他经常在课堂上与我交流如何与中国人交往。
回顾我校50多年的历史，可以用我们校歌中的一句歌词“栉风沐雨，斗雪傲霜”来概括教师们的工作，我们常年顶风冒雪穿梭于各个使馆教书育人，有时还需忍受两国关系紧张、国人义愤填膺时去使馆上课受到同胞责骂的委屈。本书所讲述的在教外交官学中文时发生的故事可以让读者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我们的工作。俗话说得好：“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我们的工作就在于通过文化交流让外交官更了解中国，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做好外宣。
梅笑寒　　　　　　
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主任
2016 年11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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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一个主席（胡鸿《说说我的学生们》）
跟老麦（他的中文名字叫麦健陆，熟络的朋友都喜欢称呼他“老麦”）的交往，可以单独写好厚一本书，不过我还是想在这里说说。
麦健陆在北京工作了小30 年，做过《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道琼斯中国总部首席代表、中国问题专题研究著作撰写人、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老麦曾兼任过一段时间的美国在华商会主席，有不少人称他为“麦主席”，不过称他为“麦主席”也并不仅是因为他当过商会主席，而是他写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与龙共舞》（英文名为One Billion Customers，直译为《十亿消费者》），该书通过分析几家较大的外国企业在中国发展的故事，谈的是生意经，顺带剖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独有的特色。有趣的是，他在每个章节的最后，用“文革”时流行的“毛主席语录”的形式，也来了一段“麦主席语录”，把自己对该故事的理解精炼成一段警句。这些警句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越战当兵退役后，老麦突发奇想要到中国来发展，就对懵懵懂懂的女朋友凯西说：“我们去中国吧。”
“中国什么样儿？”
“跟夏威夷差不多。”
就这样，他们一人提着一个箱子，就去了台湾，在那里学习中文。我是1990年才开始认识老麦的。当时教学部分给我一个课，说是给《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上课。按照老麦提供的详细地址，我找到了建国门外交公寓7号楼的201室，发现门头挂着一个白底红字的塑料牌子，牌子上写着“党委宣传部”。我疑心走错了，就下楼继续打听，转了一大圈，发现最初去的地方没错。就再次上楼，敲门！老麦走了出来，一个40来岁的白人大个子。笑声爽朗，玩笑开得不赖。
老麦的中文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汉字也还行，读中文书和报纸虽然不太流畅，但理解力很强。我们上课的情形是这样的：他仰靠在转椅上，双脚搭在办公台上，手里展开着一张《经济日报》，有时候也会是《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我呢，搬把椅子，坐在他的后面，越过他的肩膀头看他读得是否准确，帮他解释一些难词儿。比如什么是“五讲、四美、三热爱”等。老麦是真的烦透了那些官样文章，总是读着读着把报纸往地上一扔，一大堆美国“国骂”脱口而出：“F×××”，“S×××”，等等。他参加过越战，有过当美国大兵的历史，说脏话对他来说不用打腹稿。烦虽烦，但为了工作，他也得忍耐，继续把那报纸捡起来，读下去。我没有他那么偏激，大机关我也待过，对中国的国情当然比他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刚刚起步，罗马毕竟不是一天建成的。因此，我们在课上常常吵架。比如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普选制的认识、对计划生育的看法等，两人经常会产生分歧。我现在想：老麦一定认为我是个很“左”的人，但是他也很喜欢我的直率和不盲从。我不跟他从概念到概念地辩论，只讲我知道的故事。

一个主席（胡鸿《说说我的学生们》）
跟老麦（他的中文名字叫麦健陆，熟络的朋友都喜欢称呼他“老麦”）的交往，可以单独写好厚一本书，不过我还是想在这里说说。
麦健陆在北京工作了小30 年，做过《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道琼斯中国总部首席代表、中国问题专题研究著作撰写人、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老麦曾兼任过一段时间的美国在华商会主席，有不少人称他为“麦主席”，不过称他为“麦主席”也并不仅是因为他当过商会主席，而是他写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与龙共舞》（英文名为One Billion Customers，直译为《十亿消费者》），该书通过分析几家较大的外国企业在中国发展的故事，谈的是生意经，顺带剖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独有的特色。有趣的是，他在每个章节的最后，用“文革”时流行的“毛主席语录”的形式，也来了一段“麦主席语录”，把自己对该故事的理解精炼成一段警句。这些警句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越战当兵退役后，老麦突发奇想要到中国来发展，就对懵懵懂懂的女朋友凯西说：“我们去中国吧。”
“中国什么样儿？”
“跟夏威夷差不多。”
就这样，他们一人提着一个箱子，就去了台湾，在那里学习中文。我是1990年才开始认识老麦的。当时教学部分给我一个课，说是给《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上课。按照老麦提供的详细地址，我找到了建国门外交公寓7号楼的201室，发现门头挂着一个白底红字的塑料牌子，牌子上写着“党委宣传部”。我疑心走错了，就下楼继续打听，转了一大圈，发现最初去的地方没错。就再次上楼，敲门！老麦走了出来，一个40来岁的白人大个子。笑声爽朗，玩笑开得不赖。
老麦的中文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汉字也还行，读中文书和报纸虽然不太流畅，但理解力很强。我们上课的情形是这样的：他仰靠在转椅上，双脚搭在办公台上，手里展开着一张《经济日报》，有时候也会是《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我呢，搬把椅子，坐在他的后面，越过他的肩膀头看他读得是否准确，帮他解释一些难词儿。比如什么是“五讲、四美、三热爱”等。老麦是真的烦透了那些官样文章，总是读着读着把报纸往地上一扔，一大堆美国“国骂”脱口而出：“F×××”，“S×××”，等等。他参加过越战，有过当美国大兵的历史，说脏话对他来说不用打腹稿。烦虽烦，但为了工作，他也得忍耐，继续把那报纸捡起来，读下去。我没有他那么偏激，大机关我也待过，对中国的国情当然比他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刚刚起步，罗马毕竟不是一天建成的。因此，我们在课上常常吵架。比如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普选制的认识、对计划生育的看法等，两人经常会产生分歧。我现在想：老麦一定认为我是个很“左”的人，但是他也很喜欢我的直率和不盲从。我不跟他从概念到概念地辩论，只讲我知道的故事。
后来，老麦不当记者了，被提拔为道琼斯公司驻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尔
街日报》是道琼斯公司下属的报纸），他再也不穿他那黄黑夹杂的灯笼斑马裤了，而是西装革履、白衬衫、红领带，一副大老板的样子。我还继续当他的老师。但是由于他越来越忙，我们真正上课的时间完全不能保证。与其说是上课，不如说是帮他的公司做一些文化上的咨询。比如，道琼斯在中国刚刚开展业务，需要设计一个企业标识（LOGO），还需要找一个宣传口号。我们一起讨论，就用“道”字作为他公司的标识，我帮着物色了一个魏碑写得好的书法家，写了一个大大的“道”字，这个“道”字，还被作为礼物送给了道琼斯公司的董事长，并被装裱起来摆在道琼斯纽约总部的办公室里。我给道琼斯公司想到的口号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记得当时灵感来时是个周末，我跟老麦打电话告知他这个想法，老麦也很激动，他有这个慧眼，一下子就意识到这是个好主意。我帮忙让一个民间篆刻高手用闲章的形式把这几个字做成篆刻，用朱红印泥印在“道”字的右上角。这个富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企业商标非常醒目打眼。据说在国贸做的外国企业推展会上，道琼斯的宣传活页还被李鹏和李瑞环等领导人取阅并留下了。
说来可惜，后来这位书法家觉得当初写这“道”字并不是给道琼斯公司做标识的，起诉了道琼斯，要求巨额赔偿。双方没有谈拢，最后道琼斯停止使用这个魏碑的“道”字，一段本来是两全其美的文化佳话戛然而止，对我这个文化搭桥人来说，实在是殊为可惜的事。
随着在中国待的时间越来越长，老麦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也越来越透彻，对中国的感情也愈发浓厚。记得当时克林顿做总统时，有一个事关中国命运的问题：贸易最惠国待遇。克林顿政府迫于国会的压力有取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趋势。麦主席（当时他是美中商会主席）立即行动起来，鼓动了在京美国企业的一百多个首席代表，要集体回华盛顿游说国会和白宫。听说了这个消息，时任副总理的吴仪很感谢他的义举，就设宴为他送行。见吴仪前的一节课上，老麦说想在跟吴仪会谈时说几句成语。我们说到“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等，当他听我偶尔说到一个成语“同床异梦”时，眼里马上放出光芒。他说：“这个成语好，我就说，‘我们不能同床异梦，我们得同床一梦，一个的一’。”我笑着说：“吴副总理是个女的，这样开玩笑不合适吧？”老麦不管这么多，美国人的幽默就是这样，没那么矜持。后来老麦告诉我，吴仪听了他的话，非常高兴，气氛一下子就活跃了起来。
老麦幽默、爽朗，跟他在一起总是充满笑声。一次，道琼斯职员妮娜家聚会，大家都去了。妮娜的小狗可能是太兴奋也可能是太紧张了，冲上冲下叫个不停，还用嘴到处拱客人的衣裤，把老麦给弄烦了，只听他对妮娜大叫起来：“妮娜，你们家的狗太没家教了！”客人哄堂大笑，妮娜苦笑。圣诞节时，老麦总是要搞个很大的家庭派对，百十来号人挤在建外的公寓里。一次圣诞聚会时，大家对墙上挂的一幅老照片非常感兴趣。从那时往前算，那已是18 年前老麦和夫人凯西刚结婚时的合影。照片里的凯西还是那个苗条的凯西，照片里的“小麦”高大帅气、金发碧眼、阔脸明眸，长得像少年克林顿一样。而大家回头看眼前的主人，头发快谢完了，一脸富态，像个弥勒佛。老麦大声地宣布：“啊，那是凯西和她前夫的照片。”不少客人还真的信了。凯西只好尖着嗓子补白：“不是，那就是老麦！”
老麦常常跟人介绍说我是道琼斯公司的文化顾问，但在避开众人我们独自上课时，就说我和他是两个土包子，一个来自美国中北部明尼苏达，一个来自中国湖北乡下。
老麦的公司早就搬到上海去了，现在我跟老麦的联系也只限于通过电子邮件问个好。希望他这个明尼苏达土包子在大上海十里洋场也能继续发出他那充满乡土气息的爽朗的笑声。
 
我的学生何敬生（林静）
何敬生，英文名字Anthony Hutchinson，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二秘。他身体矮胖，胳膊有如体操运动员发达的小腿那样粗壮，一副重量级拳击运动员的架子，但实际上他是个银样镴枪头。因为身体一直在作横向发展，所以来中国后他一直坚持长跑。即便是在风雪交加的冬天，也能看到他每天穿着一条花哨程度足以令山东沂蒙大嫂窃窃私语的大花裤衩从外交公寓一直跑到前门。不久前何敬生在跑步时因脱水突然晕倒，在随后的整整一个星期都无精打采。
他性情宽厚谦和，总是彬彬有礼、温雅可亲，而且耐心无限，常常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而追根究底。一般美国人热情奔放、性格外向，他却给人一种内涵丰富而挥洒不足的感觉。每次我走进他办公室时，他不是在电脑键盘上埋头工作，就是以极快的速度检阅桌上常常高达两三尺的文件信函，再就是一本正经地与他的同事们交谈。我们上课往往是以他抱怨工作的繁忙劳累以及我对他表示适度的同情开始的。
“何敬生先生，您忙得像一架机器。您为什么不租用一个机器人承担您的
工作呢？”
“您为什么不认为我就是机器人呢？”
“您认为我应该是机器人的老师吗？！”
他露齿一笑，说：“我工作忙对中国有好处。”
他是美国大使馆唯一负责富布赖特计划，也就是中美学者交流计划的官员。
“您的意思是，您越忙，去美国学习访问的中国学者也就越多吗？”
“对。也就意味着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学者越多。”
他年轻时曾研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剩余价值学说宾服不已。他一直自认为是民主党左派、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徒。在谈及美国社会中贫富悬殊、穷人数量与日俱增等社会问题时，他每每摇头叹息，称之为“美国社会最令人羞耻的问题”，而对中国一直抱有好感。
“林先生，您知道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低，但是社会上风格很高。”
“您是说风气很好？”
“对，风气很好。比如说，一个人被汽车撞了，旁边的人都会围上来，
不管开车的是谁，不管是高干子弟还是……还是别的什么人，周围的人都会批评他。”
“在美国呢？”
“在美国，人被汽车撞了，别人根本不管。”
这令我想起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批评围观者的文章。有些文章立论颇高，声称概因国民素质低、民族劣根性等原因，使行人存在聚集围观的心理诱因云云。在一切都以金钱交易为前提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人情如纸，车祸后肇事者往往逃夭夭，受害者死则横尸街头，伤者辗转呻吟，而行人匆匆，鲜有停留援手者。何敬生对此司空见惯，到中国后却看到了一番截然不同的情状，尤其是当他看到围观的人群截住急欲逃脱罪责的肇事者并向受害者伸出援助之手时，自然别有一番感慨。
 
最舍不得缺课的学生(王俊香《学生们的那些事》)
诗琳通这个名字对不少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她就是泰国国王普密蓬陛下的女儿，享有王位继承权的一位公主，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受单位派遣，我于90年代中期赴泰国担任这位公主殿下的中文老师，有幸与其近距离接触，在陪伴公主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实践中有颇多感受。下面仅讲自己亲历过的一件小事：
记得是在1996年上半年，公主因公出访西欧几个国家。紧张处理完公务后已近周末，东道国的朋友们便挽留她多待一两天，利用假日休闲放松一下儿再回国，但公主谢绝了。她登上了返程航班，连夜往回赶，星期六早上七点多抵达曼谷机场，回到皇宫后简单吃了点儿东西，顾不上歇息，上课时间一到，便拿着她的书和本子准时出现在我面前。
紧张的访问日程，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六七个小时的时差，其辛苦劳顿可想而知。尽管面色疲惫，但她仍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学习之中。
下课时，她脸上露出了胜利者一般的笑容：“哈，我终于没误了课。”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我知道这是她的肺腑之言。由此，我也认定诗琳通公主是一位最舍不得缺课的学生。
 
羽毛做的毛笔（虞启龙口述，陶红笔录）
记得1997 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及夫人访华，希拉克夫人的参观日程表与政府代表团是不同的。我荣幸地在故宫乾隆花园，乾隆皇帝御书房里给希拉克夫人讲了中国书法历史和文房四宝的使用。
讲座中，总统夫人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地提出问题。她对中国的毛笔很感兴趣，摸了羊毛、狼毫、鼠须、马鬃等几种笔后，还问我有没有用鸟毛做的笔，我回答说：“历史上真有用鸟毛与其他动物的毛混合而制成的毛笔。比如，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经给法国的路易十四国王写的信，用的笔就是混合毛制作的。”
听到中国跟法国交往历史有关的事情，希拉克夫人和在座的每位嘉宾都饶有兴趣。我继续说：“这支笔笔芯中间是兔毫，外面裹着一层狼毫，然后再裹一层羊毛，最后外面是孔雀的羽毛。这不仅是毛笔的讲究，而且是中国皇帝对法国国王的重视，更是对两国的友好交往的重视! 所以，今天非常欢迎您和更多的法国朋友来到中国。”希拉克夫人听到此处深受感动，带头鼓起掌来，嘴里重复着：“是的，是的，谢谢，谢谢！”在座的中国和法国嘉宾受到鼓舞，也立刻掌声一片。
 
我的学生戴克澜大使（王本顼）
经过八年孜孜不倦的学习，戴大使对中文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两次向爱尔兰外交部申请延长在华任期（一般大使任期为三至五年），在中国一待就待了九年多。2013 年9 月离任前，他公开或私下多次说舍不得离开中国。他带回去的两大箱中国典籍包括四书五经、四大名著、《道德经》等共有两百多本，还有一些书法绘画作品等。回国后，他被提升为副总理级驻欧盟总部代表团团长（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是爱尔兰外交核心重地），在他宽大明亮的办公室里挂着中国的书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说这是他的座右铭。为了创造继续学习汉语的环境，他订阅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坚持阅读社论等新闻评论，还保持与中国大使的联系，争取更多的说中文的机会。此外，他还和我建立了电子邮件、微信、QQ 等多种方式的联系，也常常打电话和我聊天。两年半的时间里，我收到来自他的微信足有1200多条，全部都是用中文写的，发来的照片也有50多张。不仅如此，他还利用每年在比利时欧盟的25天假期专程来北京租一套万豪公寓，每天上午学习两个半小时汉语。他是王府井书店的常客，习主席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他都买来阅读，仅是《中国近代史》他就买了好几个版本。他特别感兴趣的小人书是《霓虹灯下的哨兵》、《狼牙山五壮士》、《孔子七十二贤弟子》等。为了提高口语水平，他对使馆的中国雇员都说中文，还不时向自己的专职司机请教，他常用一句中国成语自夸——“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为了学好儿化音，他特地买了一辆天津生产的飞鸽牌自行车（不是驻京老外们常骑的欧洲高档变速自行车），一有空就骑着这辆普通老百姓的“飞鸽”走街串巷，跟退休的大爷大妈们聊天，学着北京人的口吻拽“儿化韵”。他常去的胡同有方家胡同、新鲜胡同、干面胡同和金鱼胡同等。在清华、北大等高校和一些民间企业邀请参加的演讲和晚会中，他也总是先“秀”一大段中国话。他还经常骄傲地跟我讲，他被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要人接见时，自己还用中文讲了什么什么。
除了学习语言，戴大使对中国文化也非常着迷。先后熟记了500多条中国成语，并且能够在适当的场合恰如其分地引用它们。他还在我的指导下，学习书法，光是“福”“寿”“安”三个字就练习了两个多月。
看着戴大使用流利的中文与中国各界人士自如地交流，看着他一步一个脚印地成为欧洲一个级别很高的“中国通”，作为陪伴他整个八年学习汉语艰辛过程的老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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