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军小说典藏·独白与手势·蓝

第一次是1966年，革命的结果是神与人的距离消失了。第二次是1978年，以权与钱的交换作为收获。
二者都是有悖于革命的初衷，却给中国人以意外的欣喜。这种喜悦绝不亚于1949年翻身解放带来的。人们发现自己长高了，不再习惯仰视他人。面对一种叫作权力的东西，大家完全可以用金钱加以抗争，至少能够平衡自己。你是厅长你能住四室一厅，但我可以掏三十万买同样的甚至更好的房子。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有本事挣钱的话。这总比仰人鼻息夹尾巴装孙子强一点也容易一点。他想，我倒是该动动这个脑筋了。
离开机关的这两年他倒是做成了两笔生意。一笔是同一个驾驶员倒卖了两箱酒，另一笔是给电视台拉了个广告。两笔所得两千多，也没费什么功夫，心里还很滋润。他想当初如果李佳支持自己搞公司没准现在就已经发了。自从脱离机关后，李佳的情绪似乎变好了一些，很少有牢骚，也能容忍他彻夜不归地打麻将。
他觉得有点奇怪，但是一种不祥的预感总时常掠过他的心头。他想这肯定不是个偶然。分居的事实丝毫没有改变，冷战的局面越发完美，很像一场巷战的间歇，寂静意味着更大的恐慌。
另一件困惑的事是几年前飞到海南的林之冰一去没有音讯，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这只风筝在梦中是非常美丽的，像尔瓦多·达利的绘画，具有强烈的动感和惊人的想象力，而且还有温度。风筝飘逸的翅膀最后总幻变为女人劈开的双腿，映衬于蓝色背景之上。
那是一片纯粹的蓝，大陆上是无法寻见的。后来，风筝消失了，只剩下了这片蓝色。1992年的春天因为梦中的这片蓝色渐渐变得有些可人，而暖风却是从一个老人手臂之下吹向大陆的——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使这个国家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巨变，让人惊喜而不知所措。人们仿佛看见了一种被称作希望的东西又出现了，无梦生涯行将宣告结束。对于随时可以放弃梦想的中国人来说，这个春天无疑是值得纪念的，因为它意味着权力的回归。梦想的权力。
犁城以其习惯的步调跻身于春天的行列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她的投影似乎更有趣，不出几日，几乎所有的机关门面都挂上了一块牌子，上书某某公司，成为一大景观。而公开的解释无比理直气壮：这就是改革。这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机关有总公司，每个处室还可以设分公司，人尽其才，各显神通，有权吃权，有智吃智，无权无智则搞点小本营生。李佳的单位把作息时间都改了，早上七点上班，各人去菜市买菜，集中起来，女的洗男的切，井然有序。下班提前一小时，全体到街上卖盒菜。谁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放不下架子？一周下来，人均分得三十七块，这利润还算少吗？我们不笨，只要上面给政策。文联的人是清高的，要做的不过是把沿街的办公室改成商用门面，包租出去，得钱而省力。文联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单位，文件上不是说要内部挖潜吗？于是就这么挖了。那些日子，犁城的天空充满了欲望的气息，街头巷尾一片发财声。犁城历史上出产一种臭豆腐干子，再次成为城市的门面似乎理所当然。外省人来此一游，首先不习惯的是满大街的臭干味和让你睁不开眼的杨花飞絮。但是一顿饭之后，客人的印象不经意地改变了（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