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左右：清末民初的流年碎影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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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聪明的人，是不让其他人参观他的藏书的，因为太容易从中泄露自己的天机。那么，细看细观一个人的周边昵？他的亲人，朋友、上司、下属⋯⋯或远或近，无疑都是关于这个人的一本书。因为在他们的眼中言下，都藏着对于这个人的认知与褒贬。
因此，要了解一个更加多样、更加丰富，从而才能更为深刻、更为真实的袁世凯，我们不妨从了解他的“周边”、他的“左右”开始。

内容简介

《袁氏左右--清末民初的流年碎影》主要介绍内容，据说最聪明的人，是不让其他人参观他的藏书的，因为太容易从中泄露自己的天机。那么，细看细观一个人的周边昵？他的亲人，朋友、上司、下属⋯⋯或远或近，无疑都是关于这个人的一书。

作者简介

秦燕舂，始修西医，后治文史，获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专业硕，博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中国文化》杂志责任编辑。近年来主要致力的学术领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研究（以清末民初的历史记忆与重建为中心），明清以来江南

目　　录

前言：历史的公道与偏见
第一辑　亦为翩翩一代雄
　“学问”还是“办事”：袁世凯与读书人的爱与哀愁
　性情•功利•权变：当谭嗣同蠢遇裒世凯
　虽非当行、亦要风流：袁世凯的诗艺情缘
　君子如水的家庭教师：南开鼻祖严修与袁世凯
　布衣之交能否人淡如菊：“翰林总统”徐世昌及其他“旧雨”
第二辑　未尝寂寞人之情
　夜夜羊车幸八宫：袁世凯的卧室与餐桌
　阿爹端台比桓温：袁世凯教子的传统与现代
　袁家的李世民与陈思王：“皇太子”袁克定与“皇二子”袁克文
　“躺着风流”：寒云公子的艳情小说
　“站着看花”：“项城戚谊”张伯驹
第三辑　冷热炎凉志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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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亦为翩翩一代雄
　　“学问”还是“办事”：袁世凯与读书人的爱与哀愁——以“清流党”为核心
　聪明绝顶而又刻薄尖酸的辜鸿铭，在近代算是个饱读诗书、学贯中西的人物，在辜著《张文襄幕府纪闻》中，曾经记载了袁世凯对他人所述一语，谓：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袁某是办事情的。接下来，辜鸿铭对袁世凯“不讲学问”的嘲讽，可谓辛辣之极：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辜甚至直言不讳，讥笑袁为“贱种”：
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构甲第，置原囿，穷奢极欲，擅生人之乐事。
　贯穿整个清末民初，袁世凯与读书人的关系张弛，对于彼时政坛的影响不小。这似乎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模式的一个近代缩影：在重复“文人乱政”与“武夫当国”的风水交替。
然而，毕竟这是“三千年来一大变局”（李鸿章语）的晚清，老问题出现在这个时期，也会花样翻新。
辜鸿铭书名中提到的张文襄，即张之洞，文襄是其谥号。在晚清政坛，张与袁，可谓相映成趣的一对宝货，一个被戏称为“有学无术”，一个被戏称为“不学有术”。
张之洞是探花出身，清贵官儿，虽号称“当代文学之宗”，实事求是地讲，并非理繁治乱之才。《清史稿》中对他的几句评价，都不甚客气，谓其“书生之习”甚重：“以文儒致清要”，这话本身就是暗含嘲讽，也就是走了“科举”的终南捷径；至于“遇事敢为大言”、做事“务宏大”的描述，就是直指张之洞好大喜功了。所谓“有学无术”的戏言，大要就是此意，盖讥其缺乏实际能力也。若论工于“宦术”之“术”，张之洞倒是并不匮乏。于此，学界已经多所论证，兹不赘述。
比较而言，更属于实干型的官场人才李鸿章，庚辛之际（1900—1901）主持和八国联军的谈判，因为张之洞对于议和大纲指手画脚提出不少意见，在上奏朝廷的电报中，李鸿章毫不客气地指出：“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本年张之洞已经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这话真够寒碜的。
李鸿章甚至郑重其事地告诫张之洞，珍惜四钱银子一个字儿的昂贵电报资费吧，不要动辄“屠财”，乱发空洞无物的电报长文。
作为李鸿章的实际继承人，同样讲究实干、善于机诈权变的袁世凯，对于这位慈禧一朝的“文胆”人物、探花文宗、双料宰相张之洞，实在也很虚与委蛇，甚至是瞧他不上。
　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曾在《洹上私乘》中，留下了袁世凯与张之洞二人在趣味与修养上的巨大差异与相处别扭：
先公素无嗜癖，勤政之暇，辄使人译世界大事而浏览之。亭午退朝，张之洞每邀先公同游海王村，先公以之洞为世交长者，闲游虽非所喜，然不敢却辞。之洞时或强要先公购易一二古物以为乐，先公则深苦之矣。

第一辑　亦为翩翩一代雄 　　“学问”还是“办事”：袁世凯与读书人的爱与哀愁——以“清流党”为核心 　 聪明绝顶而又刻薄尖酸的辜鸿铭，在近代算是个饱读诗书、学贯中西的人物，在辜著《张文襄幕府纪闻》中，曾经记载了袁世凯对他人所述一语，谓：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袁某是办事情的。 接下来，辜鸿铭对袁世凯“不讲学问”的嘲讽，可谓辛辣之极：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辜甚至直言不讳，讥笑袁为“贱种”： 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构甲第，置原囿，穷奢极欲，擅生人之乐事。 　 贯穿整个清末民初，袁世凯与读书人的关系张弛，对于彼时政坛的影响不小。这似乎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模式的一个近代缩影：在重复“文人乱政”与“武夫当国”的风水交 替。 然而，毕竟这是“三千年来一大变局”（李鸿章语）的晚清，老问题出现在这个时期，也会花样翻新。 辜鸿铭书名中提到的张文襄，即张之洞，文襄是其谥号。在晚清政坛，张与袁，可谓相映成趣的一对宝货，一个被戏称为“有学无术”，一个被戏称为“不学有术”。 张之洞是探花出身，清贵官儿，虽号称“当代文学之宗”，实事求是地讲，并非理繁治乱之才。《清史稿》中对他的几句评价，都不甚客气，谓其“书生之习”甚重：“以文儒致清要”，这话本身就是暗含嘲讽，也就是走了“科举”的终南捷径；至于“遇事敢为大言”、做事“务宏大”的描述，就是直指张之洞好大喜功了。所谓“有学无术”的戏言，大要就是此意，盖讥其缺乏实际能力也。若论工于“宦术”之“术”，张之洞倒是并不匮乏。于此，学界已经多所论证，兹不赘述。 比较而言，更属于实干型的官场人才李鸿章，庚辛之际（1900—1901）主持和八国联军的谈判，因为张之洞对于议和大纲指手画脚提出不少意见，在上奏朝廷的电报中，李鸿章毫不客气地指出：“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本年张之洞已经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这话真够寒碜的。 李鸿章甚至郑重其事地告诫张之洞，珍惜四钱银子一个字儿的昂贵电报资费吧，不要动辄“屠财”，乱发空洞无物的电报长文。 作为李鸿章的实际继承人，同样讲究实干、善于机诈权变的袁世凯，对于这位慈禧一朝的“文胆”人物、探花文宗、双料宰相张之洞，实在也很虚与委蛇，甚至是瞧他不上。 　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曾在《洹上私乘》中，留下了袁世凯与张之洞二人在趣味与修养上的巨大差异与相处别扭： 先公素无嗜癖，勤政之暇，辄使人译世界大事而浏览之。亭午退朝，张之洞每邀先公同游海王村，先公以之洞为世交长者，闲游虽非所喜，然不敢却辞。之洞时或强要先公购易一二古物以为乐，先公则深苦之矣。 就文化趣味而言，袁世凯当然不无粗疏粗俗之处，此番被迫“陪读’’的苦差模样，很是让人莞尔。如果我们承认“政有别才，非关书也”，似乎于此又不必过于苛责。本非诗文中人的袁世凯，有理由对金石名物就是提不起精神来。 但同在政坛与官场厮混，文人与武人之间，彼此是否买账抑或钩心斗角，对于时局的影响，就不是一个趣味是否相投的简单问题了。 张之洞去世两年之后，1911年，袁世凯在致异趣知己、家庭教师、日后的南开鼻祖严修的私人信札中，还不肯放下对张之洞其人其学空疏无物的耿耿于怀：南皮学章，稍嫌空泛，似少实备，崇尚实学。 　 根据章太炎的回忆，甚至袁世凯在民国元年登上大总统宝座以后，依然对‘‘南皮竖儒”不依不饶，多所贬抑，“数张过咎”，喋喋不休。袁世凯内心累积的嫉恨愤懑亦算深矣。 至于张之洞呢?虽然他未尝不曾心服于袁世凯的“办事”能力，但多少也曾希望过：“袁去而清流进用。”读书人因为惺惺相惜，于是一起看着不读书的袁世凯不舒心。这就是影响晚清政坛的大分歧了。 晚清政坛所谓清流党人，有新、老之分。老清流以北地文人为主。高阳相国李鸿藻（兰荪），号称“青牛头”。这只牛头上，长 着两只专门用来抵人的牛角，则是弹劾大家南皮张之洞和丰润张 佩纶。山东王懿荣、宗室盛昱，因为读书甚多，被戏称“青牛肚 子”——谓其一肚子都是书也。至于曾朴在（（孽海花》中嘲笑为 “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的宝竹坡（廷），就是娶了船妓做老婆，然后自行下野的那个，因为这段糗事太出色响亮了，则被谑虐为“青牛鞭”。籍隶南方而依附北派清流的唯一的人，只有一个闽县陈宝琛。 所谓正宗南派清流，则以光绪的师傅、常熟翁同稣为首领，黄体芳（浙江瑞安）、吴大澈（江苏吴县）、王仁堪（福建闽县）、邓承修（广东归善）等人，均为此派之老派中坚。等到张謇、文廷式等小家伙出头露面，就算新派后劲了。 在这里，“清流”被戏谑为“青牛”，本身很可能就与南、北方音的吐字不同有关。盖南人声母，常不分1与N，以至于1iu、niu不辨，“疯牛病”常作“风流病”也。 北派清流的两只牛角，“二张”（张之洞、张佩纶），素被统称为“以读书为捷径，渐成门户”者，也就是“以科举致清要”的意思。较之张之洞，张佩纶对袁世凯，就不是且服且忌了，而是近乎深恶痛绝。在给本派清流领袖李鸿藻的密函里，张佩纶不止一次描摹袁世凯为“小人而有才者”，至于痛诋袁“大言不惭，全无实际，而究其所为，骄奢淫佚，阴贼险狠，无一不备”。 袁世凯甲午年间从朝鲜任上铩羽回国，眼看着老后台李鸿章的势力，由于中日战争的败绩而日薄西山，讲究功利而看重世俗的袁世凯，此时开始急于寻找新的后台。 按照北洋政权的知情人物张国淦的说法，此时袁世凯左右开弓，甚至一并“高攀”上了那些看他不入眼的南、北两派清流人物。 就北派而言，袁得到布衣好友徐世昌的介绍，向李鸿藻拜门，当了“小门生”，主动上递禀文，陈述前线军情，规划战后方略。 就南派而言，袁世凯早在朝鲜任职期间，就得到了吴大瀓的赏识，乃至结为儿女亲家：袁世凯长子克定，聘定吴大澈之女为妻。 　 如本书前言中所述，袁氏家族虽然也算中州世家，但即使是在其家鼎盛时期，袁甲三、袁保恒父子固然为进士出身，却基本是以镇压捻、回的军功起身，甚有行伍气味。至于袁世凯本人，更是为一家道中落的不第秀才（更准确的说法是荫生）而步入军旅生涯的。和名翰林、名学者、出身江南望族、时任广东巡抚、河道总督的吴大澈相比，正以道员身份出任驻朝鲜总领事的袁世凯，实在只能算大老粗一个，泥腿小光棍。袁世凯有此殊遇，被吴清流青眼有加，不能不说，是因为他的精明强干的处世处事能力，的确让人刮目相看。 书法不错、属于古文字学新派（又称古器物派）的吴大澈，甚至挥毫赠袁世凯一联，“凡秀才，当以天下为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评价可真不低。吴亲切地称袁为“慰庭仁弟”，希望他能够“以远大自期，移孝作忠，共图干济”。 吴大澈并非袁世凯生命中第一个伯乐。在此前此后，和袁世凯有过渊源与交往的所有的上司与同事，从吴长庆到李鸿章、从荣禄到奕勖、从刘坤一到盛宣怀……说袁世凯从他们那里获得的好评如潮，也并不过分。 　 袁世凯自有袁世凯让人不可小觑的能力。 　 应该说，在短期之内，这清流党的南、北两派，对于袁世凯，还都算称赏有加。甲午之后，袁世凯利用“小站练兵”的机会，逐渐坐大自己的势力，这样的机缘能够为其抓住，也是他自己善于审时度势，扼住命门。 　袁世凯的天性与本质，讲求实际，不乏庸俗，官僚习气甚重，兵“工于宦术”绝不在张之洞之下。袁世凯虽然看重清流的声望、知道舆论的重要，但更清楚“实力”的分量。袁世凯的政治观或者说‘‘官经”、“宦术”，历来都是泥沙俱 下，看重结果。这才决定了他和清朝帝国的实际权力的拥有者——满族亲贵，要同时保持亲密接触，前有荣禄，后有奕勖。 这一点“妥协”与“附庸”，就未免要伤害某些“读书人”的“纯洁的感情”了。 读书对于政客，也许不算大道，但读书人和政治人之间，毕竟不是完全两分的。尤其是在晚清中国，不大读书的袁世凯和喜欢读书的知识分子之间，关系在多数时候，都显得相当紧张。这可就是一个要命的缺憾了： 大抵光绪初年以来，国人所谓读书人，最嫉言洋务者。既登科第，或为谏官，其所掊击者，首李合肥，稍后袁项城继之，李尚雍容，袁则亦甚薄视书呆。读书人既不为袁所用，则其势必折而为使贪使诈。迄宣统元年，八旗浪子，与依附南皮之不更事书痴，合力去袁，怡然自得。 　　这段话见诸黄濬的名著《花随人圣庵摭忆》，分析晚清政局与“学问”和“办事”的关系，还算精当。当时“读书人”的呆板守旧、不晓外事固然难辞其咎，则袁世凯的傲慢嚣张、薄视书本，的确也是引发事端的重要原因。 这一轮“文武”较量下来，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宣统元年袁世凯因为莫须有的“足疾”问题，被满清新贵赶下政治舞台，被迫卜居汲县，旋迁百泉，隐居彰德洹上之养寿园——被迫养“望”，甚至“读书”去了。 虽然这一事件的最有力的推动，应该还是以摄政王载沣为首领的满族少年新贵，为巩固自家权力、削弱袁氏势力采取的措施，但其时朝野书生于此的拍手称快，则见证了袁世凯的不得“人心”———读书人的心。 不是只有一个讲求实学的书生严修，在为他仗义执言吗? 袁世凯和传统读书人已经不合，那么，和新式读书人（留学生）呢?应该说，骨子里面，还是不合。 曾经追随袁世凯二十余年的唐绍仪，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这个“洋务奇才”在与袁世凯共同奋斗的岁月里，一直备受袁的赞誉，所谓“才识超群，血气忠诚，谙练外交，能识大体”。唐绍仪能成为留美学生中晋身中央部院的第一人（邮传部侍郎），应该说，与袁世凯的大力举荐分不开。作为倾心回报，辛亥革命袁世凯复出江湖，唐绍仪与其他留美“海归”，出力不少。但民初唐内阁成立之后不久即倒台，据说就和袁世凯的暗中排斥有关。 洋学生唐绍仪倾心共和，不仅在辛亥南下和谈之时，就加入了同盟会，更认真要依《临时约法》的规定，实行责任内阁。袁世凯呢，他习惯的则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传统官僚作风。更因为唐既然与袁多年旧交，也算有点“倚老卖老”的资格，对袁氏违反《约法》的做法，常严词相辩，不肯稍让。袁世凯一意无法孤行，其抱怨“办不动事”的不痛快，可想而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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