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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燕孙先生穿西服，有时配皮鞋，有时却穿便鞋（包括脚趾处很爱顶破的缎儿鞋）。我想周先生不是没有皮鞋，也不是不懂搭配方式，可为什么还这样穿？吴小如先生说：“那是‘派’！北大就兴这个派！”

内容简介

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先生追怀往事、回忆师友类文章的结集。作者中学就读于私立育英中学。在运动会上，育英与志成两校互争高下，不仅在赛前派童子军打探，又在赛场上拉着慕贞女校以锣鼓和西洋乐器展开了如痴如狂的啦啦队大战。考入藏龙卧虎的北大学中文系后，作者先后师从俞乎伯、周祖谟、吴祖缃、王了一、浦江清、林静希、魏建功等各位大师。书中师友杂忆既有风流文采，款款深情又俱留笔端。作者母亲家时称“外馆沈家”，是京剧富连成科班的东家；而他的祖父是人称“海州王”的大军阀白宝山，书中对这些历史洪流中的涓滴往事都有详尽的叙述。

作者简介

白化文，1930年生，北京市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现已退休。已发表单行本著作30余种，主要有《佛光的折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行历抄>校注》《<参天台五台山记>点校本》《汉化佛教法器服饰略说》《学习写对联》《承泽副墨》

目　　录

就读育英中学（1943—1949）
记1947年北平秋季运动会
负笈北京大学（1950—1955）
熏陶——从沙滩到未名湖
定位·从师·交流·考察
我所知的老北大出版组（部）
抗战时北大学生存在图书馆的书
我的笔名与姓名
我所了解的白宝山和陈调元
京剧富连成科班的东家——外馆沈家
普及佛法的大名家周叔迦先生
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两位先驱者——周绍良先生和关德栋先生
纪念周太初（一良）先生
师门仰望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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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就读育英中学（1943—1949）
　　概述育英当时情况
北京市原私立育英中学是一所老学校，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并直接管辖，直到解放后为止。2004年是建校140周年，10月份曾大事庆祝。可是，笔者所见，回忆录较少，写来也都规规矩矩，从侧面反映者不多。我就凑凑热闹，写点个人直接见闻、亲身感受。偏颇之处一定很多，说的倒都是实情。惟在抛砖引玉而已。
育英中学分五个院落。一院为初中部居西，四院为高中部居东，均坐落在灯市口大街上，中间隔一个通车的南北向小胡同，叫做“油房（油坊）胡同”。油房胡同应该是往北通东西向的大胡同报房胡同的，可是中间被许多宅院堵死，成为死胡同。它的北半截即通报房胡同的那一段，也叫油房胡同。且说，南边的报房胡同往北成为死胡同的底部，有个东西横向之处，学生称之为“盲肠”的，胡同里遮拦起帐篷，卖起馄饨、烧饼夹猪头肉等饭食，馄饨盛在碗里晾着，下课十分钟特别是第二至三节课休息20分钟时（高中为上理化生物等课借此换教室）偷偷来此，拿起碗来一喝就完；还有个卖花生仁儿的，用报纸包成尖顶小包，分揉去皮儿（上课吋偷吃地上不留皮儿）和不揉皮儿两种，前者略贵。这都是专门供应育英学生的。
一院后门正对二院小学部大门。绕羊肠小道，西折，经大小鹁鸪市两个接连的胡同，人王府大街。这条路线是育英的行车路线。当时骑车上学者约占半数，高中部唯一出入自行车的后门开在油房胡同东侧，初中部从灯市口正门和油房胡同南侧拐角处的后门均可出车，小学部则由油房胡同北侧拐角处出车。每至上下学，车如流水，起码20分钟才能走完，中间夹杂步行的如笔者之类。胡同颇窄，两辆大汽车无法对开，小汽车也得紧靠墙对蹭。杜聿明时任东北蒋军司令，他的家眷住北平，占据弓弦胡同一片大宅邸，可能是清初由李渔造园的半亩园，民国初年由名士郭啸麓（则沄）先生整修过的（郭老是俞平伯先生的姐夫）。杜氏的女儿杜致礼在贝满，约比我们低两个年级，自己骑车上学。贝满的学生都走灯市口大街。杜致礼的弟弟在灯市口小学读书，由副官、司机等几人护送，坐军用吉普车上学，走大小鹁鸪市路线。司机经常放任，让小孩驾车。小孩的腿够不着刹车闸呢！一路横冲直撞，我们每日“不见不散”（这是当时说评书的常用的词语），提心吊胆。
“育英学校”是中小学部全称，匾额悬挂在一院大门前。三院在骑河楼，南部是学生宿舍。个别家在外地的单身老师，如仓孝和先生也住在那里。北部是体育场，有300米的不规范椭圆形跑道：东西两侧贯通南北的跑道是规范的，东侧的南北道延伸可供跑110米高栏使用；南北两侧贯通东西的跑道各只有50米左右，一圈儿加起来也就300米上下，与400米正规跑道没法比，但在当时的中等学校里就算上等的了。当时北京的中等学校的跑道，没几个正规的，例如，唯一的师范学校（当时在西城端王府夹道）跑道360米，就算好的了。

就读育英中学（1943—1949） 　　概述育英当时情况 北京市原私立育英中学是一所老学校，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并直接管辖，直到解放后为止。2004年是建校140周年，10月份曾大事庆祝。可是，笔者所见，回忆录较少，写来也都规规矩矩，从侧面反映者不多。我就凑凑热闹，写点个人直接见闻、亲身感受。偏颇之处一定很多，说的倒都是实情。惟在抛砖引玉而已。 育英中学分五个院落。一院为初中部居西，四院为高中部居东，均坐落在灯市口大街上，中间隔一个通车的南北向小胡同，叫做“油房（油坊）胡同”。油房胡同应该是往北通东西向的大胡同报房胡同的，可是中间被许多宅院堵死，成为死胡同。它的北半截即通报房胡同的那一段，也叫油房胡同。且说，南边的报房胡同往北成为死胡同的底部，有个东西横向之处，学生称之为“盲肠”的，胡同里遮拦起帐篷，卖起馄饨、烧饼夹猪头肉等饭食，馄饨盛在碗里晾着，下课十分钟特别是第二至三节课休息20分钟时（高中为上理化生物等课借此换教室）偷偷来此，拿起碗来一喝就完；还有个卖花生仁儿的，用报纸包成尖顶小包，分揉去皮儿（上课吋偷吃地上不留皮儿）和不揉皮儿两种，前者略贵。这都是专门供应育英学生的。 一院后门正对二院小学部大门。绕羊肠小道，西折，经大小鹁鸪市两个接连的胡同，人王府大街。这条路线是育英的行车路线。当时骑车上学者约占半数，高中部唯一出入自行车的后门开在油房胡同东侧，初中部从灯市口正门和油房胡同南侧拐角处的后门均可出车，小学部则由油房胡同北侧拐角处出车。每至上下学，车如流水，起码20分钟才能走完，中间夹杂步行的如笔者之类。胡同颇窄，两辆大汽车无法对开，小汽车也得紧靠墙对蹭。杜聿明时任东北蒋军司令，他的家眷住北平，占据弓弦胡同一片大宅邸，可能是清初由李渔造园的半亩园，民国初年由名士郭啸麓（则沄）先生整修过的（郭老是俞平伯先生的姐夫）。杜氏的女儿杜致礼在贝满，约比我们低两个年级，自己骑车上学。贝满的学生都走灯市口大街。杜致礼的弟弟在灯市口小学读书，由副官、司机等几人护送，坐军用吉普车上学，走大小鹁鸪市路线。司机经常放任，让小孩驾车。小孩的腿够不着刹车闸呢！一路横冲直撞，我们每日“不见不散”（这是当时说评书的常用的词语），提心吊胆。 “育英学校”是中小学部全称，匾额悬挂在一院大门前。三院在骑河楼，南部是学生宿舍。个别家在外地的单身老师，如仓孝和先生也住在那里。北部是体育场，有300米的不规范椭圆形跑道：东西两侧贯通南北的跑道是规范的，东侧的南北道延伸可供跑110米高栏使用；南北两侧贯通东西的跑道各只有50米左右，一圈儿加起来也就300米上下，与400米正规跑道没法比，但在当时的中等学校里就算上等的了。当时北京的中等学校的跑道，没几个正规的，例如，唯一的师范学校（当时在西城端王府夹道）跑道360米，就算好的了。 育英还有个少为人知的五院，在东单北大街路东一个小死胡同里，与基督教青年会隔街相望。里面是个黄土地大空场，只在东北角有两间平房，看房子的人常年居住。这院子平时不用，冬季租给开滑冰场的人，搭席棚，泼水成冰，卖票供少爷小姐玩乐。育英、贝满的学生受优惠待遇。 育英与毗邻的贝满女中是同一教会所办的兄妹学校，关系密切。 　　我的初中时期 我在1943年暑期报考育英和辅仁大学附中两所中学，均取中。辅仁大学与附中是私立学校，由梵蒂冈天主教（自称“公教”）圣言会创立并直接管辖，收学费较多，听说校规也很严。育英呢，自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的算法，见于汪伪1943年才公布的对英美荷宣战书，自1943年起每个月8号必集中全校师生宣读一遍，这个倒霉差使在“八中”由训育主任年景丰先生承担；美国人则记录为12月7日）日本“皇军”向英美荷等国开战后，美国教会学校全部被封。当时，敌伪教育局所属市立中学沿袭抗战前国民党的建制，共有男中第一至第五中学五所，女一中女二中两所。这次接收美国的教会中学，编人市立中学建制。育英称为第八中学，贝满称为第四女中。育英小学部改称市立灯市口小学。 　 按，改变建制以前，北京市内有同名的两个“私立育英小学校”，一所的校址在鼓楼内西碧峰寺胡同，原系女子小学，1925年起男女兼收。而我们的育英小学部却是只招收男生的。贝满女中的“小学部”是“培元小学”，校址在王府大街，只招收女生。灯市口小学的毕业生，一般升人育英中学。临文不忌，说个典故：老北京的老太太们，把还不作者初中毕业留影（1946年）够上小学年龄的小男孩儿的生殖器称为“小鸡子”，口头语是：“再闹，把你的小鸡子剪（读做“绞”，jiao）下来！”男孩儿上了小学，同学问通称男性生殖器为“der”（轻声）。简称灯市口小学为“der小”。到了中学，人大了，对自己的就不称“der”了。但是，中学部的十二年一贯制“der小同学”，彼此间总有一种亲切感。我不是此种出身，生往里挤也挤不进去。当然，此种界限很不明显，倒是提倡“育英精神”。 育英虽然改为八中（注意：不是解放后新设立的八中），内里一切照旧，人事并无大的变动。听说校长李如松曾被捕受刑，不久放出。又听说校长有手段有办法，请来一位日本顾问。这位顾问是个老病号（肺病？），长期休养，我入校后就见他来过一次。校内除添设日文课程外，一切如故。日文课从初一上到初二，初三赶上抗战胜利，此课取消。初一时教课的老师姓名忘掉了，大约是一位落魄的留日学生，非常低调。初二时又来了一位兼职的日本皇军的中国翻译官。当时正值美国空军轰炸西郊机场，鬼子下旨，全市学生要学习皇军，打裹腿。这是“战时体制”！翻译官的制服是浅灰粉色小洋服，打领带（沙家浜中的翻译官打扮依稀似之）。他就这样在西服裤子上打裹腿，实属奇装异服。他还检查我们打了没有呢！还有一种日文口语选课，我选了。是一位日本侨民老太太教。她会中国话，很和善，从不涉政治。 我人校后，初中三年都在乙班。初中分甲、乙、丙、丁、戊五个班。据我体会，都是混编，并不按成绩编班。敌伪时期，北京的中小学生都穿灰色学生服，小学生戴一种圆形蛋壳帽，解放后到现在的考古队队员都戴此种帽子，但质料较好。中学生则戴软体带帽檐的学生帽。“八中”则独出心裁：穿蓝色学生服（灰色的也凑合，但认为非本校制服），戴硬壳帽，帽子上要嵌一颗八角形（如某些日本和中国的北洋政府颁发的勋章的形式）帽章。上衣的扣子为铜钮扣，帽章与钮扣均轧出“八中”两个篆字，这也是当时的校徽，有点效仿鲁迅先生为老北大设计的校徽的样子。据说乃美术杨老师设计。这些都在高中部事务处售卖。我人校前不明就里，新做的是灰色制服，赶紧去染了。其实，学校对制服穿着与否并不认真考查。只是敌伪规定，中小学男生一律推平头。抗战胜利后，规定无形中取消。我从初三起就留分头、穿大褂了。 当时的学生时兴给老师起外号，并无恶意，因为称老师的名讳，连“老师”二字，总得念出四五个音节，还显得太正式，不如用代号方便亲切。我们年级同学口头说的代号，绝大部分是老学长传下来，沿袭使用的，有的已是老太太的被——盖有年矣。我忠实记录野史，并无对老师们不敬之意也。 初中一年级，我们遇到了几位好老师。教国文的是朱一麟先生。他那时二十多岁，穿长袍，戴金丝眼镜。他讲古文与现代文章都很拿手。记得一次讲课时遇到“浪漫”“浪漫派”两词，促狭的学生故意举手，请求解释。朱先生不慌不忙，举例说：自己有个朋友，学艺术的，满身油画颜色，新买的白皮鞋故意涂成五颜六色，养女人一样的披肩长头发，一边走路一边唱外国歌，这就是浪漫，这就是浪漫派！我想，老师真是善于解围呀！至今记忆犹新。朱老师眼睛大，外号“朱大眼儿”。他教完我们这一年级就走了，传言他去后方了。当时称非沦陷区为“大后方”。 教“小代数”的是阮建中先生。讲解通俗易懂。我认为，在我从学过的数学老师中，阮老师讲课是最好的了，起码是最容易听懂。他教完我们年级也走了。有的同学说，他在后门大街上开了个小杂货店。我去找过，没有找到。大家揣测，阮老师可能是以经商打掩护，干抗日“地下工作”呢。阮先生外号“软中硬”。 教英文的是龚明善先生。他的堂弟龚明信教体育。龚明善先生个子颇高，腰板挺直，身穿西服，内衬翻领衬衫，这是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休闲打扮，有的美国和中国电影明星也跟着学。我觉得这样做可以避免打领带的麻烦，又省得勒脖子出不来气，因而在自己中年后也常常这样装束。龚先生教英文极有耐心，对学生和气，是一位好老师。听说他的网球技术很好，在北京上名次。 全校唯一的教美术的老师是杨士林先生，他又矮又有点瘦，老绰号“杨部长（谐音‘不长’）”。当时北京中小学生普遍轻视“小三门”即体、音、美，不过育英重视体育，许多学生受同学与洋派家庭等影响，也重视音乐，课外组织育英、贝满歌咏队等活动。只可说轻视美术、书法罢了。杨先生多年一贯的做法是，只要学生提出不画画儿了，讲点什么，他就立即答应，开讲时事。敌伪时期，他用委婉的口气，讲点从重庆广播中听来的日军“转进”新闻。附带说一下：日寇垄断广播，下令北京市民各户必须购买（太穷的人可以不买）统一制造的一种两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只能听北京本地的节目。能听远方短波的收音机一律拆除上缴。实际上隐匿偷听者极多。我们的美术学习只学一年。抗战胜利后，杨先生因讲新闻受欢迎，有时就应邀到高中，借用“公民”和下雨时上不了体育等课堂，接着开讲。这时他委婉讲的可是“国军”某某将领在何处“成仁”（解放后听说，大部分“成仁”者是被俘或投降）的消息了。多年来，学生心照不宣，无人向敌伪和国民党打小报告，相安无事。就是敌伪大官的子弟，如“教育总署督办”王谟的儿子王彻，初一与我同班（抗战胜利后不知何往），也爱听杨先生这一套，他一定是暗保杨先生的，不然，早出事了。 书法教师是吴兰第先生。他常为东城一带的店铺写匾，有的一条商业街上，小一半的匾都是他写的。他是基督徒，但不传教。学生不爱临池，也怂恿他在课堂上讲点什么。他就讲他会画国画“芦雁”，并在黑板上勾画解释。他还讲到自己如何去野外观察芦花与大雁。育英一院的几块大匾如“育英学校”“双元”和刻在大门额柱上的校训“致知力行”，都是他写的。“双元”是指1934年“北平市中学生毕业会考”时，育英高中梁炳文、初中唐统一双登榜首，故悬挂匾额，以为纪念。 中国史和中国地理的教师都是一位崔先生。他的讲授法很特别。一上课，就叫学生把课本取出，放在课桌上，不许看书。大家静听他慢慢地讲。他其实是在背诵课文，背一句，喉咙里自然地轻轻地“嗯”一声。他把时间扣得极准，下课时，一节课文一定恰恰背完。我真佩服他能把两本教科书全给背下来，心想：哪天一换教材，你可怎么办！又想：如此教法，学生可说没什么收获。我本来对这两门课极有兴趣，经他一教，兴致索然。期末考试，及格而已。 初中二年级，教国文的是阎蕴之先生。阎先生人很和善，教法平平。三年级时，就归张子成（名有为）先生教了。我与张先生的长子张殿京从初一起就是同班密友，常去他家串门，早就和张先生熟悉起来了。张先生口才极好，特点是：一不卡壳，二不重复，三没有口头语和“嗯”“哼”之类的毛病，四是以“神聊”擅长。我觉得他有说评书的天才。他每每先聊半堂课，然后再讲正课。他说，抗战前，监狱曾请他去给犯人讲大课，讲的都是古代修身故事。我益发认为他是说评书的能手了。他讲“作者生平”，旁征博引，如说刘半农之死，引用挽联：“活昆虫竟敢咬死教授，死文字哪能哭活先生。”此联抓住刘氏死因及对五四运动之贡献等要点，又便于青年学生理解，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正值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扬言要“甄别”沦陷区教职员，“甄审”大学生。张先生就在课堂上大骂，讲点“歪理”，说：“我们在沦陷区消耗敌人物资呢！”“你能跑，我们跑得了么！”我就给他起外号“张半堂”。自然经由张殿京传人张先生耳中。下一节课他就讲：“有人说我张半堂，我还要骂一堂呢！”下课后，我就对老师说：“学生是为您好。您这样骂来骂去，吃亏的是您！”他以后不再骂了。可是，他的业务结构过于陈旧，新文学通晓甚少。解放后就无法教书，只可在教务处呆着，尔后提前退休了。张先生是育英头一位对我有巨大影响的老师。我暗中向他学习“讲演术”，自己规定：警惕产生自己的口头语，不要“嗯”“哼”，要多举引人入胜的例证，不重复，逐渐练成口若悬河。后来，我毕生在努力这样去做，很得益处。在张先生可能是自发的，我却是有意识地学习，变成自觉的了。可惜，现在我得了脑微血管多发性腔隙性梗塞，语言蹇涩，退步多矣！ 初三上学期，教“外国史”的是关肇湘先生，外号“关大眼儿”，也因眼睛大并戴金丝眼镜之故。他是北京老名士关颖人（赓麟）老先生（1880—1962，解放后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的公子。他的弟弟关肇邺约高我们两三班，毕业后先入燕大，后转清华建筑系，是梁思成先生高足，现为院士。关肇湘先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英文极佳，在育英初二教一两个班英文，是因人手不够。主要教初三外国史。当时他似乎在辅仁大学读研究生。关赓麟老先生与育英有点关系（校董？），关肇湘先生来教课，有点“客卿”“玩儿票”性质，他那时可是一位大少爷，不指着薪水养家的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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