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

　　早期文献产生于宗教活动中，是天命神意的见证，史官凭着文献工作而逐渐取得了充分的话语权。自西周到西汉中期，史官、君子和儒士通过对文献的传递和阐释，构建了具有理性精神的礼乐文化制度，并形成了以道自任、裁决天下的精神品格。这就是原史传统。这一传统以《史记》为终结。在原史传统中，周公摄政和制礼作乐、春秋史官的微言大义、孔子设学和文献阐释、董仲舒的公羊学理论、司马迁的《史记》著述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依据周公和孔子的文化实践而虚拟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统系，构成了中国道统观念的源头。本书通过对原史文化中的撰述观念、载录和传播方式的研究，梳理了甲骨卜辞、刻绘图画、《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左传》、《老子》、《论语》、《战国策》、《史记》等文献的生成过程、文体形态、叙述方法等方面的特征，并揭示出它们各自所承担的原史文化功能，为深入理解传统文化和文献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一章 史职及其文献的产生
历史既是现实得以存在的依据，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人很早就已经形成了十分清晰的历史意识。商朝时，巫祭的职业化，巫祭知识的繁杂化，导致了史职的产生。而史职的产生，一方面保证了巫祭集团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天人关系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史职的基本行为方式是文献载录。初期史官文献主要包括甲骨文和图画文献，它们的主要功能是见证天命鬼神的意志。因此，巫史文献本身就具有神圣的性质，它是人间社会行为方式的依据和目的。在载录和保存过程中，史职也由此获得了对天命的解释权利，并最终成为天命的代言人，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领袖，并由此而发展成为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可以说，史职生成的过程所蕴藏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芽，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传统文化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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