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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卒病新解》适合中医院校师生、临床医生、中医爱好者参考阅读。

内容简介

《伤寒卒病新解》一书旨在重新理解伤寒卒病。首先回顾了汉末魏晋疫病流行的社会背景，然后根据现代医学对流行性出血热的认知，联系相关的古代文献思考伤寒卒病。同时列举了当代中医诊疗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总结，举例分析了部分临床案例，最后附有相关作者的文章。《伤寒卒病新解》主题明确，涉及面广，阅读方便。《伤寒卒病新解》的内容融合古今论伤寒，有助于大家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学习和研究，也有助于大家对经方的理解和把握。

目　　录

前言ⅰ
第一章站在历史的高度鸟瞰疫病1
历史上的华夷之争与人口移动2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疫病流行6
第二章从流行性出血热认识伤寒14
关于流行性出血热的基本知识14
思考《伤寒卒病论》成书的疾病背景24
从流行性出血热理解《伤寒卒病论》的主要内容31
寒温在流行性出血热证治中的一致80
第三章从相关文献的记载思考伤寒89
《伤寒论》中的“伤寒例”90
《诸病源候论》中的“伤寒病诸候”及其他93
《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的伤寒106
宋代及其以后的《伤寒论》与伤寒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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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站在历史的高度鸟瞰疫病第一章

站在历史的高度鸟瞰疫病对《伤寒卒病论》的理解，必须认真反复地阅读原文。但是仅限于原文，也未必就能充分理解《伤寒卒病论》。因为原文只是描述和记载了当时临床的实际经验，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疾病发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原文自身并不能够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需要我们作出一定的努力。
一部疾病史，也可以说是人类的活动史，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映照出人类历史的轨迹。疾病的发生和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特别是疫病的流行，与人类活动又有着必然的联系。我们应该注意到，历史上疫病的发生和当时社会的背景（或具体事件）有关，所以我们在考虑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不妨打开视野。这样一来，我们一定会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之久的南北华夷之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实际问题。这样的一个历史大背景，是否也应该成为我们思考和理解医学上具体问题的基本前提呢？
当我们放开视野，鸟瞰大地，回眸整个历史过程的时候，会产生与仅仅着眼于局部而完全不同的感受！可以说中医临床的证治规律，相当一部分是产生于热病（疫病）的诊疗实践。历史上疫病的发生，与人口的聚集和移动相关。而人口的移动，又和气候异常、自然灾害及战乱直接关联。灾荒可以触发政局的动荡，天灾人祸，相互重叠，社会的动乱进一步引发大规模的战争，军队是大量人口的集中和长距离的移动。军队的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疫病的发生并且加剧了它的传播。毫无疑问，移动中的士兵、民工和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民众，总是成为疫病最先也是最容易侵袭的对象。
为了更加全面和深刻地认识、理解伤寒，这里我们不妨将目光暂时离开医书，粗略看看中国历史变化的大背景，着重了解汉末魏晋时代的社会动乱与疫病流行的情况。诚然，笔者的历史知识相当贫乏，在有限的阅读中了解的事情实在有限，或许哪怕只是一般粗略的叙述也会错误百出。但是读者应该不难理解笔者的初衷，笔者的努力充其量只是抛砖之举。希望大家始终能够把握住认识问题的大尺度，以便看得更远，这样才不至于迷失方向，也更有利于思考的深入。
历史上的华夷之争与人口移动
这里使用了“华夷”这样的字眼，只是为了方便表述。“华”是指长期定居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习惯上会称为华夏民族，或者就直接称呼汉族了。“夷”在这里主要是指活动于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历史上中国以中原地区为中心，文明且繁荣，而周边地带为从属，荒蛮而落后。但是，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比较彪悍，活动能力亦强，同时占地也辽阔，足以和中原地区相匹敌。所以，历史上的华夷相争持久，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第一章站在历史的高度鸟瞰疫病第一章 
 
站在历史的高度鸟瞰疫病对《伤寒卒病论》的理解，必须认真反复地阅读原文。但是仅限于原文，也未必就能充分理解《伤寒卒病论》。因为原文只是描述和记载了当时临床的实际经验，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疾病发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原文自身并不能够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需要我们作出一定的努力。 
一部疾病史，也可以说是人类的活动史，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映照出人类历史的轨迹。疾病的发生和人类的活动密切相关，特别是疫病的流行，与人类活动又有着必然的联系。我们应该注意到，历史上疫病的发生和当时社会的背景（或具体事件）有关，所以我们在考虑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不妨打开视野。这样一来，我们一定会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之久的南北华夷之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实际问题。这样的一个历史大背景，是否也应该成为我们思考和理解医学上具体问题的基本前提呢？ 
当我们放开视野，鸟瞰大地，回眸整个历史过程的时候，会产生与仅仅着眼于局部而完全不同的感受！可以说中医临床的证治规律，相当一部分是产生于热病（疫病）的诊疗实践。历史上疫病的发生，与人口的聚集和移动相关。而人口的移动，又和气候异常、自然灾害及战乱直接关联。灾荒可以触发政局的动荡，天灾人祸，相互重叠，社会的动乱进一步引发大规模的战争，军队是大量人口的集中和长距离的移动。军队的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疫病的发生并且加剧了它的传播。毫无疑问，移动中的士兵、民工和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民众，总是成为疫病最先也是最容易侵袭的对象。 
为了更加全面和深刻地认识、理解伤寒，这里我们不妨将目光暂时离开医书，粗略看看中国历史变化的大背景，着重了解汉末魏晋时代的社会动乱与疫病流行的情况。诚然，笔者的历史知识相当贫乏，在有限的阅读中了解的事情实在有限，或许哪怕只是一般粗略的叙述也会错误百出。但是读者应该不难理解笔者的初衷，笔者的努力充其量只是抛砖之举。希望大家始终能够把握住认识问题的大尺度，以便看得更远，这样才不至于迷失方向，也更有利于思考的深入。 
历史上的华夷之争与人口移动 
这里使用了“华夷”这样的字眼，只是为了方便表述。“华”是指长期定居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习惯上会称为华夏民族，或者就直接称呼汉族了。“夷”在这里主要是指活动于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历史上中国以中原地区为中心，文明且繁荣，而周边地带为从属，荒蛮而落后。但是，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比较彪悍，活动能力亦强，同时占地也辽阔，足以和中原地区相匹敌。所以，历史上的华夷相争持久，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实际上是由56个民族组成。今天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观念看问题，虽然汉族占据人口绝大多数，但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由众多民族在长期的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持这样的观点，过去以及现实中的一切问题也许就相对容易理解了。 
进一步我们可以看看汉族形成的过程。公元前21世纪左右，华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河洛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成为汉民族形成的第一步。公元前16世纪到前770年，商、周民族在黄河流域，楚、越民族在长江流域相继崛起，汉民族的形成呈现多元状态。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范围扩大，周边的蛮、夷、戎、狄部分也受到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民族）。初起的华夏民族人口200多万，到战国时2000万，此时主要由秦、齐、楚、赵、燕等组群构成。秦始皇统一，汉承秦制，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人口达3200万，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达5900万，唐初8000万～9000万，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达10441万，突破了1亿，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达15000万，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达40000万以上。从历史上看，汉族并不纯粹和狭隘，而是开放和包容的。 
（一） 中原、华夏、中国、中华大地 
历史是时间的持续流淌，同时也有着空间的不断变化。因此，地理概念、空间因素，也是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以往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们应该注意时间和空间的一致，特别是人事的空间位置变化，如“中国”这样现在被广泛运用的一个地域空间的概念，在历史的过程中并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换一句话说，我们不能仅仅依据今天的中国地理版图来思考和理解过去的一切。 
把眼光放得再长远一点，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可以说没有迁徙，就没有今天的世界。迁徙，很明显是空间的移动，最初是原始部落或民族为了躲避灾难与侵害而寻找最佳栖息地的唯一途径。而最佳栖息地无疑与气候是否适宜、水源是否充沛密切相关。举凡世界上古代文明的发源地都和大河有关，而且所处的地理纬度相近。黄河流域是适合于耕种和放牧的地区之一，由此而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夏、商、周的中心地区，是今天河南中北部、山西南部、陕西的关中平原、河北西南部、山东西部，这在当时称得上是自然环境中条件最为优越的地区。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还有不少残余牧民和半农半牧的民族，但自秦汉以后，除了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或战乱时期以外，牧业在中原地区几乎已经没有了地位。 
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原地区一直处于分治的状态，经过了一两千年的发展以后，开始逐步建立了以中原为中心、以华夏为主干的集权政权，但同时也还存在着其他的自治政权。在以后的2000多年中，有900多年的时间，存在着一个以秦朝的疆域为基础的中原政权，其版图时有盈缩。而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则分裂为若干个政权，尽管自治政权也始终存在。根据葛剑雄先生的讲法，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1759年（乾隆平定天山南北）实现的，这样的状态实际上也仅仅维持了81年。也就是说，如果以最大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事实上只有81年。如果以占据和维持住中原地区为基准，那么统一时间的计算可以长达950年。从秦灭六国的公元前221年开始，到清代灭亡的1911年结束，在这2000多年中其严格标准的统一时间（81年），其实只占整个历史的4％，而稍微宽泛一点的标准的统一时间（900年）也只占了45％。 
数千年来的中华大地，从表面上看分分合合的历史轮回，总是伴随着十分明显的人口的东西南北大移动，特别是呈现出由北往南（由西北往东南）这样南北方向移动的大趋势。深入分析，则灾荒、战争、温疫等种种可控或不可控的因素纠缠其中，任何事情的发生、发展以及最后结果都不可能是那么单纯的。 
（二） 灾荒、战争、移动、民族融合 
我们世世代代居住的这块中华大地，往东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向北是广阔无垠的草原和沙漠，南方有绵延起伏的崇山峻岭、蜿蜒曲折的江河及星罗棋布的湖泊，西方和西南则是难以逾越的高寒山区。翻过西南方的高原山脉是印度及伊朗，再往西是地中海，往北是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往东通过朝鲜半岛可以抵达日本，东南沿海有着不计其数的大小不等的岛屿。我们这块大陆的整个地理形势呈现着西高东低状，东部或东南部平原多，海拔低，气候温暖，雨量充沛。中部则丘陵和山脉起伏，西部或西南部是云贵和青藏高原。最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方无疑是在东部或东南部，这和地形、气候条件直接相关，和江河的走向也有关，河流的谷地水源充足，有利于农耕定居。着眼于宏观的角度研究，必须关注一些长期不变的因素，也就是所谓的硬条件，如黄仁宇先生提出过的15英寸等雨线（华夏雨量充沛，物产丰饶，决定了历史上的华夷相争不休这一事实）。以小尺度的眼光解释不了大尺度的问题，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这也就是大道理管小道理，知识有时必须受常识约束的问题。 
俯视我们祖祖辈辈居住的这块大陆，地理跨度大，一年之中，四季气候变化明显。气温上有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等的不同，地形上有平原、草原、丘陵、高原、沙漠等的变化，气候、地形上的复杂带来了物种的丰富多样。南方的平原和丘陵地带以农耕为主，自给自足，物产丰富，但交通不便，相对闭塞。北方草原和高原地带以游牧为主，人口的移动性大，灾害性、不确定因素相对亦多。另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历经数千年形成的华夏文化圈一直相对稳固而不容易发生突变。 
讲到人类的活动的空间移动，必须提及公元前数千年中对马（其实也包括牛羊等）的驯服。马开始被广泛应用于交通、骑射、放牧、战争等活动中，动物的驯养给人类带来了种种便利。必须看到，驯养动物在提供肉食、奶制品、肥料、陆上运输、皮革、军事突击手段、犁具牵引、毛绒的同时，也带来了足以使毫无抵抗能力的民族（特别是汉族）丧生的病菌（如天花、流感、流行性出血热、结核、麻疹等温疫）。自秦汉以来，由北方进入黄河流域的民族先后主要有匈奴、鲜卑、羌、氐、羯、丁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回都、满等，疾病的发生始终和他们的活动相伴随。 
著名东方史学家法国人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值得一读，该书主要勾勒了历史上游牧民族曾经在欧亚大陆上有过的三千多年的活动。格鲁塞认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长期碰撞、撕扯，促成了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深度交流，也改写了农耕文明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人的生存方式主要由环境所决定，这成为一般的规律。草原、高原的环境造就了这些身材粗壮、眼睛细长、颧骨突出、汗毛稀少、骨骼坚硬、桀骜不驯的人口族群，使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照样能够生存下去。绵延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有一条长方形的草原地带，这个地带从东北边界直至布达佩斯和西伯利亚森林，除了孤立的小块土地可以耕作，居民们永远只能过着游牧生活。游牧民族在旱天里离开荒芜的草原来到农田的边缘，好奇地观赏农耕居民创造的文明奇迹、丰富的谷物及都市城镇的繁华。由于条件反射，他们常常会突然入侵掠夺，然后带着战利品跑得无影无踪。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并存，显示出极其显著和残酷的经济、社会的对比。于是，人文地理问题就变成了社会问题。华北肥沃的黄土地带、伊朗的果菜园地、基辅丰饶的黑土地带，被一大片贫瘠的牧场区域包围，牧场的气候条件可怕，十年总有一年灾，水要干，草要枯，人畜要死亡。一般而言，游牧民族强悍、智慧、沉着，活动能力强，而定居后的民族容易颓败，一受冲击即刻崩溃。而取得了合法地位和享受优裕生活的汗王们，即便没有立刻受到当地人的反抗，不久必然也会受到正在草原深处忍饥挨饿的同类们的冒犯，这成为社会变化的基本规律。 
看中国的历史，从北魏迁都洛阳到清入主北京，经历了1300年。游牧民族尽管物质落后，但军事上却显示出了无比的优越，他们善于骑射，出没快捷，据此他们可以纵横驰骋于欧亚大陆达13个世纪之久。但是自从16世纪以后，定居民族学会了火炮的使用，由军事技术而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游牧民族的强悍逐渐成为过去。也就可以说，仅仅凭借着马上的骑射已经不再能够主宰世界了。 
葛剑雄先生的《统一与分裂》，展现了历史上广阔的空间视野，不限于一域，说理有根有据，令人信服。他主编的《地图上的中国历史丛书》，分别论说了古代社会中“民族的迁徙”、“交流与交通”、“古都与城市”、“疆域与政区”，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认识过去必备的历史知识。 
一般而言，农耕民族的稳定疆域不会超过当时农牧业的地理分界线。有意思的是，纵观历史，农耕民族却并不具备统一整个中国的条件，而游牧民族却有这种能力。这是因为牧区大多无法辟为农田，而农区一般容易变化为牧场。所以农牧业的区域分界线往往随着游牧民族的南迁而移动，却不能随着农业民族的北上而推进。从东汉后期直到初唐，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不少地区都有内迁的游牧民族居住着，这些地区大多就变成了牧区或半农半牧的地区了。 
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定的依赖性，所以对农耕民族多取攻势，而农耕民族只能取守势，采取诸如筑城、闭关、断市、禁止出入等方法。随着生产和生活水准的提高，绝对意义上的牧民也许不复存在了，如从西汉时期的匈奴开始就有了一定规模的农业，对农产品、纺织品和手工业制品也有了一定的要求。唐以后牧民对茶叶、纺织品、铁器等的需求量更大。一般而言，定居的农耕民族的文化程度高，生活水平亦高，而游牧民族一旦占领了农区后，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农耕文化，如北魏孝文帝极力推行汉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大规模的游牧民族的南侵，而且每次都以北方游牧民族的胜利和统一而告终。第一次如果从西晋刘渊称王起，到隋文帝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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