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迷思：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发展（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

　　“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首批推出四本，聚焦于当代中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民主、党建、可持续发展等方方面面的状况，有助于国内学者和普通大众更深入地了解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和阅读推广价值。
　　“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提供的是一个多角度的理论棱镜，将逐步拓展领域，成为一个陆续编选、出版的系列，以期更加多元化、多层面地展现海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思考语境。
　　1. 在国内学术出版上，同本系列的书*为相近和*有影响力的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的“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但是该系列多为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学术研究成果，极大忽视了对当下中国*有价值的当代学术研究这一重要部分。
　　2. 本丛书视角新颖，精选世界知名的一流当代中国研究学者，与国内颇具知名度的“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相比，既有继承也有创新。
　　3. 本丛书作为我们社科学术编辑中着力打造的一套重点学术丛书，非常适合作为馆配部门的重要推广书目，同时也将在国内“海外中国学”的同类图书上具有非常高的竞争力。
　　4. 本丛书有望在我社出版《中国未来30年》之后，继续在国内引领关于中国宏观趋势的阅读热潮。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何去何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渐成“浮云”？“新”贫困人口层出，如何实现公平？全球争夺石油战中，中国能否胜出？本书收录了世界各国知名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思考，分别从区域发展不平衡与贫富差距问题、能源问题、环境与粮食安全问题、科技与知识创新问题等六个方面加以阐释。全书的研究切入点新颖，资料翔实，观点有力，逻辑清晰，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对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建议。
　　《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丛书》的编纂既是基于现实的需要，也是当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文关系的表征：理论探讨已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复杂的现实问题之中，并将随着现实的变迁而更加全面地展开。在这套首批推出的丛书中，我们选取了如下四个主题：“海外学者论中国政治发展”、“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发展”、“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显然，书中所涉及的都是当下中国最前沿也*现实感的重大命题，它们延伸并跨越了过去时代的震荡与沉思，同时，又面临并深入到全球互动关系的新型结构中。无论相对于自身的历史变迁抑或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转型中的中国已呈现出既断裂又重叠、既竞争又融合的复杂图景，因此，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策组织及自我建设等这些我们一向耳熟能详的范畴都需要被重新审视和界定，从而在新的历史语境和世界秩序中加以关照。

　　彼得?诺兰，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
　　乔治?J.吉尔博伊，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成员；
　　奥利弗?布兰查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弗兰西斯科?贾瓦茨，意大利大学经济学教授；
　　詹姆斯?彼得拉斯，美国著名左翼学者；
　　何汉理，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
　　彼得?伯特里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资深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凯利?西姆斯?加拉格尔，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学者；
　　大卫?皮亚肖德（David Piachaud）是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等等。

　　贫困与不平等
　　21世纪初, 在中国发展过程的几乎所有方面的背后存在的残酷现实是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模式” (刘易斯提出的一种关于人口流动的模式, 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人口过多, 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甚至为零, 大部分人几乎没有收入, 因此在所得工资极低的情况下, 农村人口也愿意向城市流动。——编者注) , 伴随这一模式的是劳动力供给过剩。中国有将近13亿的庞大人口, 每年大约增加1 500万到1 600万人。将近7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约是115亿。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 农民的收入一直停滞不前, 甚至有所下降。农民的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 农民收入分配的基尼指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8年的0.4。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农村改革初期, 中国的绝对贫困大量地减少。然而, 今天中国官方的数据表明, 大约有518亿的农村居民(73%的农村家庭) 年收入低于360美元。
　　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民进城提供了强烈的刺激, 并使巨大的压力落在非技能和低技能职业的从业人员身上。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多达115亿, 他们主要从事非技能劳动, 每天收入是1到2美元。除了贫穷的民工, 还有多达4 000万到5 000万的工人因为国企改革而失业。
　　与这些社会弱势群体一起, 城市的新“中产阶层”也正在快速地形成。跨国公司的大量投资正在形成一批现代化的商业区和住宅区, 它们远离大量穷人的环境而受到保护。中国私有化的特征是普遍的内部交易和腐败,最突出地体现在地方政府、银行和公有土地为了“发展”而进行配置这三者之间独特的三角关系之中。中国城市的收入分配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在21世纪初的几年里, 已经可以看到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不曾看到过的罢工和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