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

　　上海现代通俗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俗文学与新文学同步发展又相互渗透、融合的文学史实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性文学语境。

　　《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主要从地域文化即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关系的视角出发，探讨上海现代通俗小说的特质。上海市民文化孕育了言情、武侠、侦探、社会等各种类型的现代通俗小说，而在这些类型的通俗小说中又蕴涵了诸多市民文化的因子。上海现代通俗小说的繁荣和发展，得益于由报刊、书店、出版社等“交往网络体制”构成的“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

　　张登林，男，安徽庐江人，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东西方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最后看看对商品（小说）的认识情况。中国古代的文学范畴，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诗”、“文”是最早的文学体裁，因此成为“文学”的核心，而后起的文学体裁往往遭到正统士大夫的轻视，如“词为诗余，曲为词余，”地位逐渐降低。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则遭到鄙视，所谓“不登大雅之堂”，便是说它们“俗”得很。近三四百年来，尽管士大夫在日常生活中早已说小说所用的白话，小说也不断出现杰作，不断有士大夫出来赞美小说、提倡小说，然而这终究是少数人的意见，无法从整体上改变士大夫阶层对小说的看法。一直到晚清“小说界革命”之前，如黄人所说，在士大夫圈子里，对于小说是“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私衷酷好，而阅必背人，下笔误征，则群加嗤鄙”。元明清三代都要禁毁小说、戏曲，清代尤甚，几乎历朝都要下令禁小说、戏曲。这种禁毁也往往得到士大夫们的支持拥护。有些士大夫认为，写小说和赞美小说都是一种“造孽”行为，小说家和小说评论家们不是应受“杀头之报”，就是“子孙三代皆哑”，或者披枷戴锁在地狱里忍受各种苦刑的煎熬，受到各种报应。士大夫为文之所以用古奥的文言，为的是将思想保持在古人的轨道，按古人思维的模式思维，防止在思想上离经叛道。正统文学正是以“雅俗之分”将自己封闭起来，所以它必须把“雅”作为文学形式上的标准，而且是最重要的标准。在明清，认识几千字，哪怕能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几十万字的白话小说，也算不上“文人”；只有能读文言，并用文言做合乎士大夫标准的文章，才能跨入“文人”的行列，才可以应试，有希望做官。于是，士大夫十年寒窗苦读，学的就是运用先秦的语言创作文学。文言不仅制约着思想，也维护着士大夫队伍的纯洁，成为士大夫专用语言。
　　真正促使士大夫阶层接受小说，把小说当作“教化”工具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等人。康有为于19世纪80年代路过上海时，从点石斋打听到书籍销售情况是“‘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于是得出“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也”的结论。他又从《万国公报》中看到傅兰雅提倡“时新小说”，要用小说来纠正中国的吸鸦片、考八股、缠小脚的恶俗，由此萌生了利用小说“教化”的设想。在了解日本维新变法时曾经利用过小说后，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将“小说”单独列为一部，与“文学”并列，并且提出要将小说纳入维新变法的轨道。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认真考察了日本的政治小说及其理论研究，写出了著名的《译印政治小说序》，着重阐述了政治小说的社会作用。后来他在《饮冰室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等一系列文章中申说他对政治小说的看法。他还亲自动手翻译了《佳人奇偶》、《经国美谈》和《十五小豪杰》等外国政治小说。1902年11月，他在日本横滨创办小说杂志《新小说》，继续鼓吹“小说界革命”，推动小说创作和小说美学的近代转型。“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这两篇文章中，梁启超对小说的本质、功能以及小说界革命的目的、方针和运作等都作了明确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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