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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是一套具有现代学术眼光的文学史著作，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既不是传统的历史著作，也不是编年史一类的文学史讲稿，更不是随意发挥的文学史漫谈。它通过“散点”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深刻体现出了“文学”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以“年份时代特征”的方式做分册书名，言简意赅，定位敏锐而精准。以年份为“点”，写一个“点”而又能“伸缩自如”，强调重点年代，勾连“点”的来源及对后来的影响。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提倡“大文学”的概念，主要以文学作为叙述对象，同时又广泛涉猎歌曲、广告、演出等广义上的艺术形式。

作者简介

谢冕，福建福州人，1932年生。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院长，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同时还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以及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学术委员等多项兼职。先后出版有《文学的绿色革命》《中国现代诗人论》《新世纪的太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898：百年忧患》等专著十余种，另有散文随笔《世纪留言》《流向远方的水》《永远的校园》等多种。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1898年是痛苦的年代。痛苦的年代里只有事件而没有文学。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奢华，人们只有获得饱暖之后才谈得上审美的欣赏和享受。尽管有人说诗穷而后工，或是文学可救亡图存等等，但艰难时势对于文学或其他审美活动，到底总是一种排斥——尽管历史上也不乏战火或离乱中开放的绮丽和深沉。
　　这是“百年中国文学”的第一本，这一本的主题是“忧患”二字。选择这一个悲哀而痛苦的年代做百年中国文学的开端，其基本动机是考虑到了以1898年为代表的前后数年间若干事件，对于中国的这一时期文学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围绕着1898年前后的那些刻骨铭心的事件，为中国这一时期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非常浓重也非常深邃的历史、社会、文化的背景。研究和描写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它的跨度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大约一百年，涉及和涵盖了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化史的研究范畴——不能不追本溯源到这里。
　　1898年的中国，一切应当腐烂的都腐烂到极限，仿佛是悬挂在树梢的那些熟透的果子，轻风一吹就会摔落泥土。而一切新生的则受到惊蛰时分天边隐隐雷鸣的鼓舞，都在悄悄地，然而又是勇敢地爆裂开坚硬的尚未解冻的土层。一方面是内忧外患的痛苦的飓风的袭击，一方面又是方生未死的建功立业的召唤，从这个意义来看被史家称为“灾难的1898年”，却是一个丰富的、发人深省的年代。
　　这年代催人早熟，而且能够激发人尽情而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潜能。我在本书的若干篇章中多次提到这样的判断。社会愈是危急，生存愈是艰难，人为挽救群体和个体生命的聪明才智便愈是发挥到极致。我们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此一阶段，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的那些奇人怪才的叱咤风云的身影，就是这种人的潜能充分发扬的证明。这些没有被世俗神化的巨人群像，出现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的各个领域，扮演着各色各样的活剧里的角色。他们有的获得了成功，但更多的却是失败。那些年代是太严苛了，没有给人们留下更多的欢乐和喜悦，这到处流血的土地，生长的也都是苦难。因为是艰难时势，人们的智慧多半都被现实的急切需要所吸取，那些能量多半释放于对社会盛衰、国家兴亡直接起作用的场合，而只把其中很少的份额留给了文学和艺术。这样，在文学的命题下来写1898年，可能意味着是一种贫困的开掘。
　　1898年的文学话题，若以它的实绩而论，很可能是负面意义的。因为是悲哀岁月，有很多的死亡和离乱，有很多的悲慨和动荡，剥夺了几乎所有美好的情思。才华和智慧在别处发光，而不是在文学。这样说，却并不意味着1898年与文学不发生联系，更不意味着1898对于文学是一个遥远的话题。完全不是！

1898年是痛苦的年代。痛苦的年代里只有事件而没有文学。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奢华，人们只有获得饱暖之后才谈得上审美的欣赏和享受。尽管有人说诗穷而后工，或是文学可救亡图存等等，但艰难时势对于文学或其他审美活动，到底总是一种排斥——尽管历史上也不乏战火或离乱中开放的绮丽和深沉。 　　这是“百年中国文学”的第一本，这一本的主题是“忧患”二字。选择这一个悲哀而痛苦的年代做百年中国文学的开端，其基本动机是考虑到了以1898年为代表的前后数年间若干事件，对于中国的这一时期文学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围绕着1898年前后的那些刻骨铭心的事件，为中国这一时期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非常浓重也非常深邃的历史、社会、文化的背景。研究和描写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它的跨度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大约一百年，涉及和涵盖了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化史的研究范畴——不能不追本溯源到这里。 　　1898年的中国，一切应当腐烂的都腐烂到极限，仿佛是悬挂在树梢的那些熟透的果子，轻风一吹就会摔落泥土。而一切新生的则受到惊蛰时分天边隐隐雷鸣的鼓舞，都在悄悄地，然而又是勇敢地爆裂开坚硬的尚未解冻的土层。一方面是内忧外患的痛苦的飓风的袭击，一方面又是方生未死的建功立业的召唤，从这个意义来看被史家称为“灾难的1898年”，却是一个丰富的、发人深省的年代。 　　这年代催人早熟，而且能够激发人尽情而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潜能。我在本书的若干篇章中多次提到这样的判断。社会愈是危急，生存愈是艰难，人为挽救群体和个体生命的聪明才智便愈是发挥到极致。我们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此一阶段，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的那些奇人怪才的叱咤风云的身影，就是这种人的潜能充分发扬的证明。这些没有被世俗神化的巨人群像，出现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的各个领域，扮演着各色各样的活剧里的角色。他们有的获得了成功，但更多的却是失败。那些年代是太严苛了，没有给人们留下更多的欢乐和喜悦，这到处流血的土地，生长的也都是苦难。因为是艰难时势，人们的智慧多半都被现实的急切需要所吸取，那些能量多半释放于对社会盛衰、国家兴亡直接起作用的场合，而只把其中很少的份额留给了文学和艺术。这样，在文学的命题下来写1898年，可能意味着是一种贫困的开掘。 　　1898年的文学话题，若以它的实绩而论，很可能是负面意义的。因为是悲哀岁月，有很多的死亡和离乱，有很多的悲慨和动荡，剥夺了几乎所有美好的情思。才华和智慧在别处发光，而不是在文学。这样说，却并不意味着1898年与文学不发生联系，更不意味着1898对于文学是一个遥远的话题。完全不是！ 　　丰富的1898年，同样给文学留下了丰富的言说。这里的丰富，也依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实际创作成绩的丰盛，而只是就它可能和已经提供的对于文学之未来发展的影响而言。1898年处于两个世纪的交汇点上，同时，也处于新旧两种文学的交汇点上。古典文学走到了它的尽头，而现代文学还没有诞生；人们在广泛谈论文学的改良，而并没有提供这种改良取得成果的范例。这样的年代人们有很多不满，也有很多幻想，但社会的动荡又不提供充裕的时间实现他们的愿望。苦难的现实几乎不给文学和诗以机会。人们只有当不存在别的可能性时，才想到了文学的可能性。例如黄遵宪被放逐回乡成了平民，一切都闲散下来了，诗的创作便出现了奇迹；正如刘鹗，也是四处碰壁，一无所成，偶尔执笔为文，便出现了《老残游记》。如此一来却又和1898年拉开了一段距离。 　　但是，这个悲哀的年代，却是中国近百年文学的根源。这好比浩浩荡荡的万里长江，冲破三峡险阻，两岸有说不尽的壮阔奔腾，而在巴颜喀喇山的尽处，却可能是冒出地皮的一泓清澈的雪水！在那个除旧布新的年代，人们注重的不是它已创造了什么，而是它为未来的发展可能提供什么。从这个意义看，1898年便可能是丰富的。这正如万里长江的那个源头，它可能是一曲细流，却酿造了未来的浩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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