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休闲成长：休闲方式的自然—文化结构

本书是作者在长期相关专业教学实践与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深入探讨休闲理论基本问题的著作。书中提出了社会在休闲中成长和演变的命题，分析了在当代工业和信息社会条件下，休闲文化和休闲方式的自然与文化根源，分析了人性对休闲方式的影响，对有关问题做了哲学思考。主要内容包括人性与休闲的关系、文化的成长、休闲法则与休闲的产生、休闲的自然-文化基础、现代休闲形态、工业与信息社会的影响及当代休闲方式批评。本书适于休闲、旅游、地理、规划、景区管理、环境设计等专业领域的高等院校师生参考，宜于研究生阅读。

绪言

在本质上，休闲究竟是经济制度的产物，还是人性固有；究竟是社会的一种福利，还是社会的整个成长过程中的必然社会属性？这是休闲的，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然而，回答这个问题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事实上很沉重。因为它涉及到了人性的形成和成长、社会的公平性的产生、自由意识和行为、文化的性质、自然对于人性和人类文化的意义、社会和经济制度对于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技术的扩散和商品经济的竞争对于社会时空形态的作用、时空自由支配的方式等内在和外在的复杂因素和问题。

“休闲之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公元前326年完成的《政治学》[1]一书中认为，休闲是事物的中心，是一种至上的精神现象，是社会性的，需要通过一定的学习培养而出，它是宁静的思考，使人幸福和安宁，但非娱乐。就休闲需要宁静地思考这一点来看，颇似中国道士隐居深山而凝思的境界[2]。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是现代休闲生活方式的系统的解释者。他在发表于1899年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描述了一个社会在金钱关系和财产所有权等制度下产生的特殊社会群体或阶层，该群体追求着奢侈的生活，追逐名利，他们是“休闲阶级”而非劳动阶级。拥有金钱和高档服装、尚武和竞赛、相信命运、信仰宗教、有高级学识等，都是休闲的特征。有一部分人总是“脱离劳动”并以此为荣，这是自封建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的社会现象，是社会的属性，是“有闲阶级制度”的表现。在这里，休闲是金钱关系的产物，并与劳动对立。虽然，凡勃仑在论述中对有闲阶级表现出某种意义上的批评情绪，指出休闲的生活方式和制度是与工业不相适应的，但却难以改变。

我国学者于光远先生于2002年发表《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一文，之后又出版了同名著作。他指出“闲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之一”，而“休闲业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把凡勃仑所描述的那种休闲与劳动对立的关系改变成为劳动与休闲和谐一致的唯物关系，休闲不是为了追求奢侈生活，而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来，休闲在根本上就成为所有劳动者都可以享受的生活方式，而不只是部分富裕的人的事情了，休闲成为全社会的事情。从部分人的休闲到全社会休闲的观念变化，是休闲理论上的一个根本性跨越。但从具体的休闲可能性上看，休闲时间长短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越发展，人们的休闲时间就会越长。这意味着经济技术创造了休闲时间，如果社会落后而没有发达的经济技术，就不会有足够的甚至完全没有休闲时间，当然就难以产生所谓休闲。单纯从工业技术和劳动生产率角度上讲，这种因果关系的解释是合理的。不巧的是，现实情况却不尽然，甚至出现与此解释相反的情形。有人做了调查研究，指出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劳动者年均工作时间是世界上最长的，达到2200小时之多，超过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和不发达的国家[3]。而该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是世界上最高的，经济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都是最快的。工作时间最长，相应地休闲时间就会最短。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经济效率可以影响但似乎不能从根本上决定休闲时间的长短，不能从根本上必然地产生缩短劳动时间的作用。有调查显示，在2012年度，“中国职场人”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为8.66小时，其中广州达到9.02小时，属于偏长或较长，每周休闲时间20.5小时，属于偏少，其中体育休闲时间小于1小时，属于严重不足[4]。这种调查的受访对象是规范产业的职业人士，而对于大量的私营中小企业而言，工人的劳动时间可能更长。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劳动者普遍地并未因为发达的经济技术和高效率而缩短了劳动时间，相反地还在延长。事实上，今天的劳动状态已经不仅仅是工作岗位上的8小时的概念了，在一天的24小时中，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的界限趋于模糊，非劳动时间的性质向着劳动时间的性质转化，本应为非劳动时间可能也带有劳动时间的性质了。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企业间、产品间和商业时空的竞争，越是采用先进的技术，时空的竞争就会越激烈，劳动者在激烈的竞争中消耗了必要的休闲时间。激烈竞争的经济体和社会系统，绝不是休闲性质的。形式上人们有了双休日和小长假等一些强制性规定的假期，但多于8小时的那个0.66小时，却又意味着巧妙地置换了或剥夺了所谓社会福利的节假日的一些休闲时间。运用发达技术的最终结果，是使得机器替代人力，使部分劳动者离开劳动岗位，并非简单地缩短劳动时间。事实上，被保留的劳动岗位却是随着机器的延长运转而相应地延长了操作人员的劳动时间，所谓的效率或许就是靠着一部分人的离岗或失业而另一部分人的超时劳动换来的。看来，经济和技术的本质绝非休闲性质的。仅仅用技术及其应用效果界定休闲的这种思维，似乎并不适用于技术社会，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意义，但在充分竞争性质的社会中却显得有些过时了。今天的社会已经不是在传统意义上的初步的工业社会，而是一个技术完全竞争性的社会，它可以从形式上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成为普遍有闲的社会的理由。一个真正有闲的社会，当然绝不仅仅是部分“有闲阶级”的社会，其根本性的理由究竟在哪里，是应当严谨思考的基本休闲问题。休闲可以是生产的一个目的，但生产未必就能够真实地创造休闲。只有部分人的休闲社会不是真正的休闲社会，只有追求经济利益的社会也不能带来真正的“普遍有闲”。

此外，那种认为处于经济落后状态的人们，就不会有真正的休闲生活，这种观点与现实不符，也不科学，有伪命题的意味。经济落后状态的人们，不可能把每天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劳作。恰恰相反，人们只需必要的或有限的时间去获得基本生活资料，空闲时间未必就少，甚至可能相对较多。真正的远古或原始的情况，我们几乎无法知晓，但存在于当今人类社会中的一些相关的生活状态可以说明这点。在我国中西部一些少数民族区域，由于地理环境、历史等条件的限制或特殊性，经济技术与发达区域相比仍然比较落后，但那里的人们依然过着安逸、快乐的生活，歌舞为伴，节日繁多，民族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并不缺乏休闲生活，千百年来这种休闲生活的文化传统没有改变。我们认为，形成这种特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适应了当地环境，人地关系和谐。和谐的人地关系是形成休闲文化的一个基础。人地关系和谐的休闲生活方式是科学性的，不能简单认为“技术落后”就是绝对落后，技术发达却未必人地关系和谐，人地关系和谐意义上和技术发达意义上的休闲，两者是本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