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规制与惩罚——从父权本位到人民本位（法意）

本书以户籍和狱制为线索，经由刑事规制将家国勾连一体，主要探查的是红色中国秩序的可能性问题。其间，秉持福柯的“谱系”方法，配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等等西学时尚热论，通过系统回顾历史而指证制度的历史连续性，加上不时比对西制以例说中国式制序的独特性，作者希望还原当代中国社会控制的真实图景。此处的“当代”，时间起始主要限于1949年之后的40年间，并同时含括清末狱制改良至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中国近代化进程。本来，百年沧桑分解为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时段，虽有迂回，却又恰成接力。合而论列，以“近代（化）”一言以蔽之，自属恰切。
当年作者一介愤青，来华本意是要探索中国的“继续革命”，汲汲于为腐朽的西方寻找一剂解药，不料月朦胧、鸟朦胧，端的是见不如闻，于是催生出这部理述中国的社会控制与刑事体制之间的纠葛，爬梳其中从“父权本位”向“人民本位”转型的汉学著作来。

第一章 中国的社会调控与惩罚
　　关于“封建残余”的争论
如前所述，“封建残余”的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不仅如此，它还出现在很多领域中——从法律领域到领导问题，概莫能外。甚至邓小平也谈到了渗透到各个领域的“封建残余”及其对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危害。因此，在1986年万里呼吁政治改革之后出现的这次关于“封建残余”的争论，至少在表面上看是既不新鲜也不激进的，充其量也只是对新的正统观念的评论。然而在实质上，这次关于“封建残余”的争论和之前（1949年后）的讨论有着常重要的区别。1986年之前的正统观念如果用毛泽东思想的话来说，就是：在主要打击资本主义残余的过渡社会中，“封建残余”仅被视为次要矛盾；1984年，最终流产了的反精神污染运动重申了这一观念。然而，正是由于这种“重申”，在这场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批判的人道主义学者提出了对这种观念的异议。他们联合起来，重新对“封建残余”的（相对于资本主义残余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定位。
到1986年，反精神污染运动所重申的正统观念让位于一种新的激进的批评，这种批评把“封建残余”问题摆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中心。这引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有学者认为，封建专制主义的“严重影响”不仅在于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而且还在于严重影响了“关于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这种强调“残余”的封建性质而非资本主义性质的观点，给那些主张社会单线发展模式的人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并且还对社会主义转型阶段的性质提出了更为一般性的理论问题。他认为，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的社会形态中，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完全建成的，因此要采取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南斯拉夫理论家所说的早期社会主义阶段，也就是他所说的一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