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重大事件和决策述实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内容简介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继承近现代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经过28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彻底结束了民族屈辱的历史，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严重的曲折。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这30年的历史实践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

陈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中共党史新时期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等。出版个人专著多部，主要有：《中国共产党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简

目　　录

序言　改革开放——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
1　开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1978-1982）
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背景
　　“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
　　“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
　　中央党校研究中共党史时提出“实践标准”
　　为冲破“两个凡是”，多人撰写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和发表　
　　关键时候，邓小平讲话了
　　全国大讨论
二、科学的春天
邓小平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邓小平主动要求抓科技和教育

序言　改革开放——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 1　开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1978-1982） 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背景 　　“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 　　“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 　　中央党校研究中共党史时提出“实践标准” 　　为冲破“两个凡是”，多人撰写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和发表　 　　关键时候，邓小平讲话了 　　全国大讨论 二、科学的春天 邓小平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邓小平主动要求抓科技和教育 　　筹备全国科学大会 　　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的历史性抉择 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意识的新觉醒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四、改革从农村突破 体制改革的酝酿和试点 　　“包产到户”的命运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 五、建立经济特区 观念的拨乱反正 考察团出国考察取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迈出实质性步伐 2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1982-1992） 一、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 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开始重新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 　　历史的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步形成 二、关于改革开放的最初争论 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 关于经济特区问题上的争论 “调整”为主还是“改革”为主的争论 关于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争论 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积极推动农村第二步改革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揭示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是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经过复杂的斗争 五、“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 国民经济发展的“两步”设想 “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 　“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点、基本内涵和实施措施 六、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 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公开宣布“制裁”中国 确立“坚持原则，利用矛盾，广交朋友，多做工作，打破制裁，避免孤立”的方针 　 打破制裁的艰难过程 中关关系的改善与制裁的基本打破 3　抓住机遇，推进改革开放（1992-2002） 一、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背景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宣言书 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 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与中共十四大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不足 形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路 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 　　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三、确立依法治国方略 提出依法治国的思想 中共十五大确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依法治国”方略形成 “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 四、确立科教兴国战略 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教兴国战略的酝酿 　 制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 　 科教兴国战略的贯彻 五、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未雨绸缪，高度警觉和防止国内金融危机 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措施 中国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六、开放新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的渊源 15年“复关”、“入世”谈判的开始 　 多边谈判事实上均陷入了停顿状态 复关谈判重新启动与实质性谈判 “复关”谈判转成“入世”谈判 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迈向新世纪的宣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发的争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中共十六大的灵魂 4　全面发展改革开放的宏伟事业（2002-2008）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小康”概念溯源 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的思想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二、确立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三、区域发展新战略 西部大开发战略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中部崛起战略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和内涵 消除不和谐因素的诸多重要举措 　 解决好“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 　 党的先进性教育和反腐败斗争 　五、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的形成 人才强国战略的基本要求 　 人才工作的根本目的 　六、构建和谐世界 体现中国文化的外交思想 提出和谐世界的主张 积极活跃的外交 结束语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振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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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1978-1982）
　　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准备
1978年在中国开展起来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一场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场关系整个政治大局，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思想理论准备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意识和执政意识的新觉醒，为党和国家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背景
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热爱和崇敬的毛泽东主席去世。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集团实行隔离审查，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内乱，标志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
在这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头，要求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和发展社会主义双重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必须回答三大历史性的重大课题，这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执政党，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而实现民族振兴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内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人认识到中华民族面临着实现伟大中兴的新机遇。如在粉碎江青集团后不久，1976年10月12日，胡耀邦就提出了著名的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三条建言”，他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但他们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重大考验，这就是吸取“文化大革命”教训，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围绕这个重大问题党内主要是高层形成了两种思路：
第一种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观点，基本上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种是解放思想，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
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为把中国从“文革”灾难中摆脱出来，开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但是，如何真正从“文革”灾难中摆脱出来，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1　开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1978-1982） 　　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准备 1978年在中国开展起来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一场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场关系整个政治大局，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思想理论准备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意识和执政意识的新觉醒，为党和国家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背景 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热爱和崇敬的毛泽东主席去世。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集团实行隔离审查，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内乱，标志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 在这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头，要求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和发展社会主义双重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必须回答三大历史性的重大课题，这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执政党，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而实现民族振兴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内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人认识到中华民族面临着实现伟大中兴的新机遇。如在粉碎江青集团后不久，1976年10月12日，胡耀邦就提出了著名的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三条建言”，他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但他们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重大考验，这就是吸取“文化大革命”教训，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围绕这个重大问题党内主要是高层形成了两种思路： 第一种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观点，基本上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种是解放思想，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 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为把中国从“文革”灾难中摆脱出来，开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但是，如何真正从“文革”灾难中摆脱出来，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当时坚持第一种思路的中央主要负责人虽然开始有限度地纠正一些错误，也想结束“文革”造成的混乱，恢复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由于不能科学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认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错误，认识历史发展趋势和时代潮流。他们提出并坚持了“两个凡是”的主张，有限地纠正一些错误，但仍然坚持“文革”路线，走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违反了人民要求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创造性地开辟一条新路的强烈意愿。 “两个凡是”的提出有一个过程，在文字表述上前后也有某种区别。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了有关部门的汇报后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谈。11月24日，华国锋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发表讲话，提出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指中共九大通过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1977年1月21日，在有关部门为华国锋准备的讲话稿中，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的提法。接着，上述一段话经过理论概括和文字修饰，定稿为“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两个凡是”的标准表述，于2月7日在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发表，并以此作为“抓纲治国”的指导方针。 提出“两个凡是”实质上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中国将在“左”的道路上继续滑行；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等一大批人将不能出来工作，还有大批冤假错案不能平反。如当时就有一位领导人说：邓小平这个人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还很严重，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意思是邓小平不能马上出来工作。他还说：某某案是毛主席定的，某某案是毛主席批的，某某案又是毛主席定了性的。总之，一概不能动，要“两个凡是”。 　 要开辟新的建设道路，必然要抵制“两个凡是”。这是当时中国政坛上必然要发生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斗争。 　　“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一提出，邓小平等人就以其政治家的敏锐，与之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一发表，邓小平就置个人政治安危于不顾，同前来看望的王震谈话，“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这说明邓小平最早指出“两个凡是”的提法是错误的，开了思想解放的先河。 3月，陈云等人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参与“天安门事件”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不是反革命。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但陈云的这篇书面发言未能在会议简报上登出来。 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信中针对“两个凡是”的方针，从理论的高度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说他写这封信，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中共中央于5月3日转发了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这封信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就指出了华国锋在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既讲“批邓是必要的”，又讲“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既讲“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又表示人民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合乎情理”等话的相互矛盾之处。 7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这标志着反对“两个凡是”的初步胜利。对于随后纠正“文革”时期及其以前“左”的错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实际上并没有放弃“两个凡是”的方针。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的闭幕会上，从维护华国锋的领导地位又希望他极早觉醒的良好愿望出发，循循善诱地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着重强调指出：要把毛泽东倡导的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的一整套的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这表明邓小平已经开始用“实事求是”为武器批评“两个凡是”。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事求是”的思想符合人民的意愿和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随着邓小平的复职，以及他本人的巨大影响，“实事求是”的思想进一步为人民所接受。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他主抓的国家教育、科技、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展开，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推翻了“两个估计”，恢复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工作，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开始筹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等。但这些工作都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阻力。 尽管当时党内主要负责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的主张，并且设了不小的障碍，但拨乱反正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纷纷发表讲话或撰写纪念文章，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如陈云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中说：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聂荣臻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徐向前在《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等文章中，也着重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尽管当时老一辈革命家对华国锋表示了尊重，但还是批评了“两个凡是”，指出要“坚决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词句当做脱离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教条”。 党内“实事求是”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显。 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强调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拨乱反正”起了作用，各项工作也有了一定进展，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如华国锋接受邓小平等人的意见，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以及其他讲话中也提出了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党的作风最根本的，就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等等。但他讲的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主要是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他强调的坚持毛泽东的伟大旗帜，也是要坚持这一理论。 这样就出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方和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一方都提出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现象。就是说各有各的“毛泽东思想”。如何才能解决既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又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既要维护安定团结，又纠正党内一些人的错误认识。这在当时是一个大难题，也是对政治家的一个严峻考验。 　　中央党校研究中共党史时提出“实践标准” 解决上面提到的难题，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和部分理论工作者都在为此作出努力。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开始招收新学员。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等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典礼。华国锋和叶剑英作了重要讲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说：“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他代表中央要求中央党校“写出一部好的党史来”，要求中央党校学员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 开学典礼后，胡耀邦立即布置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落实中共中央下交的任务。党史研究室几经反复提出了关于中共党史的教学方案。12月2日，胡耀邦参加当时党校的党委会，讨论了党史教研室几经反复提出的这个教学计划。在当时思想禁锢还很严重，尤其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研究中共党史、特别是“文革”史是难中之难的事。这不仅需要理论勇气，也需要政治勇气。在会上，胡耀邦说：要研究，不研究怎么行？解放思想嘛!他还提出了进行研究的重要原则。一条是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一条是实践标准。 胡耀邦提出的“实践标准”，立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经过中共党史教研室和中央党校其他同志的努力，后来形成了题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内部讨论稿。在春季开学之前，征求了少数学员的意见。值得指出的是，在讨论这个中共党史的稿子时，曾邀请当时在中央党校进修一班学习，后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参加小范围的座谈讨论。他很关注实践标准，并讲了自己的看法。 由于提出了“实践标准”，在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后学习讨论党史，总结历史经验时，中央党校八百多名学员和教师的思想相当活跃。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相当尖锐。但也有人表现出认识不那么清楚。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领导的《理论动态》先后发表了几篇文章阐述实践标准。如1977年12月25日邵华泽的文章《文风与认识路线》，其第三部分从几个方面谈到实践标准问题。但人们的认识仍不一致。《理论动态》的孙长江准备就真理标准问题专门写一篇文章，不久就写出了初稿。 党内不同观点的争论，往往是思想路线的交锋，最终要在哲学层次上来解决。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获胜的最好武器。这一点，可以说被党的历史多次证明了。 　　为冲破“两个凡是”，多人撰写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 在这期间，由于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需要，一些理论工作者也在思考真理标准的问题。这是当时国内政治生活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后面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趋势。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作者署名张成。文章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标准只有一个》发表之后，在一个月之内，陆续收到20多封读者来信、来稿。绝大多数来信来稿均表示不能接受或不能完全接受这一观点。针对这种情况，《人民日报》理论部把这些来信来稿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请他针对来信来稿提出的问题写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 与此同时，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据他自己讲，1977年9月，他就把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寄给《光明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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