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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良渚文化的考古资料在遗存类别上存在显著的不平衡性，墓葬资料极其丰富，而居址遗存则相对缺乏。本书作者采用个案分析和宏观统计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太湖流域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居住遗址和相关器物进行分析和认识，从“住”和“行”两个向度，探讨当时人们的聚落和居住形态。

内容简介

良渚文化的独特性表现在聚落形态、宗族构成、社会生活、宗教观念、礼仪制度、艺术情趣等考古学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导致这种文化独特性的原因又牵涉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方面面。
　　《良渚文化研究丛书》是以考古发现和出土的大量信息资料为素材，挑选和邀请在良渚文化研究各个不同领域内卓有成绩的中青年专家，就各自擅长的专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然后撰写出版相关专著，旨在通过对良渚文化物质环境和精神世界诸多方面子课题的系列研究，由点到面，构筑起对良渚文化全面和纵深研究的较完整体系，深化对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的总体认识。以全新的角度和合理的诠释，赋予断简残片式的考古资料和信息以全新的生命力，部分复活和建构起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人与人之间、人与遗迹之间、人与器物之间、人与事件之间相生相伴的场景和细节。
　　本书对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居住形态进行了系统研究。

作者简介

王宁远，1968年生，浙江遂昌人。199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曾主持海盐仙坛庙、桐乡姚家山、安吉芝里等大型遗址的发掘，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近20万字。

目　　录

前言良渚文化居住形态研究的目的与现状
第一章良渚文化聚落的宏观考察
　第一节研究方法与思路
　第二节遗址地貌类型与时空分布
　第三节聚落规模与等级
第二章环境、气候变迁及经济模式与良渚聚落形态
　第一节太湖流域现代环境
　第二节 a.B.P前的环境、人类经济与居住形态
　第三节 a.B.P后的环境、人类经济与居住形态
　第四节聚落的扩散与人口迁移
　第五节良渚中晚期环境变化与人地关系矛盾　
第三章基层聚落个案分析
　第一节嘉兴地区
　　一、仙坛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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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总序：年近“耳顺”，不免时时回想过去，近五年来直接从事良渚遗址保护的酸甜苦辣，以及过去二十多年间亲身经历、体验和参与良渚遗址保护的点点滴滴，都如昨日之事历历在目，而将这些琐屑零碎的如烟往事俯拾起来，竟然就拼缀出良渚遗址保护岁月蹉跎的依稀景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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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良渚文化聚落的宏观考察
　　第一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本章试图通过遗址量值分类统计的手段，对良渚时期遗址的地貌类型、时空分布及聚落等级等诸方面特征进行量化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良渚聚落的总体面貌进行宏观考察。
　在正式讨论良渚文化居住形态前，首先要明确良渚文化特定的时空坐标。
目前学术界对于良渚文化的年代认识尚存有明显差异，大体可分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良渚文化的绝对年代在距今5200～4300年左右。尽管在具体年代的划分上可能稍有出入，江浙沪一带从事良渚文化研究的学者大都持此观点；另一种观点主要以栾丰实先生为代表，主要通过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共存的良渚型器物，结合大汶口文化的分期，推论良渚文化的起讫年代为距今5500～4500年左右。对此问题，持前一观点的宋建、蒋卫东等做了比较详细的辨析，本文同意他们的观点，此不赘述。本文所涉及良渚文化分期及年代的推定，基本参照前一观点。
　至于良渚文化的空间分布，学术界的观点比较统一。尽管对良渚文化外围区域的性质讨论尚未一致，但其分布中心区域为太湖周边则是学界公认的。目前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范围，大体是西到湖州，南到钱塘江，东到上海，北到宁镇地区东缘的丹阳一带。
良渚文化自1936年发现以来，太湖流域发掘或调查发现的良渚遗址数量很大。据高蒙河在《长江下游考古地理》一书中的统计，截至2003年已发表的地点约440处。大量的遗址为我们的数据分析提供了比较充足的样本基数。但其中许多地点因为自然与人类破坏而残缺不全，造成聚落信息的大量流失；大多数遗址只进行过地面调查或小面积试掘，遗址性状很不明确。在经过发掘的地点中，被判断为墓地的占据绝对多数，明确为居住遗址的数量很少。因为大多数发掘的面积都不大，甚至整个太湖流域经全面揭露的遗址尚未有一处，这种情形下，对于遗址性状往往只能做管窥式的推论，其可信度到底能有多高，是很值得讨论的。不过，从太湖流域的史前考古发现看，各时段的墓地和居所都是毗邻分布的。我们在后文将会指出目前对良渚遗址性质的判读中，很多被视为墓地的地点，实际上是墓地和居址的复合遗址。所以从整体量值统计的目标出发，淡化对具体遗址点性状的判读，将每个遗址点都视作一处聚落，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其中可能存在例外的是良渚遗址群，这里遗址分布极为密集而工作开展较多，以往一般将现代地貌不连续的地点，即使彼此距离仅几十至百余米，也分别命名为不同的遗址。其实这些相互毗邻的地点可能是同一聚落的不同功能区。比如莫角山与反山、桑树头等“点”的关系就是如此。所以在这个区域，原先聚落的数量可能要少于现在遗址“点”的数量，而其他地区则可近似地将遗址点分布视同聚落分布。
目前对良渚文化遗址的统计分析，以高蒙河《长江下游考古地理》一书最为系

第一章 良渚文化聚落的宏观考察 　　第一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本章试图通过遗址量值分类统计的手段，对良渚时期遗址的地貌类型、时空分布及聚落等级等诸方面特征进行量化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良渚聚落的总体面貌进行宏观考察。 　 在正式讨论良渚文化居住形态前，首先要明确良渚文化特定的时空坐标。 目前学术界对于良渚文化的年代认识尚存有明显差异，大体可分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良渚文化的绝对年代在距今5200～4300年左右。尽管在具体年代的划分上可能稍有出入，江浙沪一带从事良渚文化研究的学者大都持此观点；另一种观点主要以栾丰实先生为代表，主要通过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共存的良渚型器物，结合大汶口文化的分期，推论良渚文化的起讫年代为距今5500～4500年左右。对此问题，持前一观点的宋建、蒋卫东等做了比较详细的辨析，本文同意他们的观点，此不赘述。本文所涉及良渚文化分期及年代的推定，基本参照前一观点。 　 至于良渚文化的空间分布，学术界的观点比较统一。尽管对良渚文化外围区域的性质讨论尚未一致，但其分布中心区域为太湖周边则是学界公认的。目前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范围，大体是西到湖州，南到钱塘江，东到上海，北到宁镇地区东缘的丹阳一带。 良渚文化自1936年发现以来，太湖流域发掘或调查发现的良渚遗址数量很大。据高蒙河在《长江下游考古地理》一书中的统计，截至2003年已发表的地点约440处。大量的遗址为我们的数据分析提供了比较充足的样本基数。但其中许多地点因为自然与人类破坏而残缺不全，造成聚落信息的大量流失；大多数遗址只进行过地面调查或小面积试掘，遗址性状很不明确。在经过发掘的地点中，被判断为墓地的占据绝对多数，明确为居住遗址的数量很少。因为大多数发掘的面积都不大，甚至整个太湖流域经全面揭露的遗址尚未有一处，这种情形下，对于遗址性状往往只能做管窥式的推论，其可信度到底能有多高，是很值得讨论的。不过，从太湖流域的史前考古发现看，各时段的墓地和居所都是毗邻分布的。我们在后文将会指出目前对良渚遗址性质的判读中，很多被视为墓地的地点，实际上是墓地和居址的复合遗址。所以从整体量值统计的目标出发，淡化对具体遗址点性状的判读，将每个遗址点都视作一处聚落，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其中可能存在例外的是良渚遗址群，这里遗址分布极为密集而工作开展较多，以往一般将现代地貌不连续的地点，即使彼此距离仅几十至百余米，也分别命名为不同的遗址。其实这些相互毗邻的地点可能是同一聚落的不同功能区。比如莫角山与反山、桑树头等“点”的关系就是如此。所以在这个区域，原先聚落的数量可能要少于现在遗址“点”的数量，而其他地区则可近似地将遗址点分布视同聚落分布。 目前对良渚文化遗址的统计分析，以高蒙河《长江下游考古地理》一书最为系 统。该书以400年为单位，对包括太湖流域在内的长江下游地区距今7000～3000年间的700余处遗址，从遗址类型、时空分布、聚落规模、聚落等级、聚落形态等诸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统计，取得了令人信服的重要结论。我们对良渚遗址的分析也借鉴了该书的一些数据成果。 　　第二节　遗址地貌类型与时空分布 　 太湖流域处于江河湖海的交汇处，地形地貌类型复杂。大部分地区地势低洼，河流密布，是一个对海平面和地下水位等外部环境要素高度敏感的区域。良渚文化历时近千年，期间气候、地貌等自然因素也经历复杂的变迁。所以良渚遗址在不同的时空维度内存在着不同的面貌。本节主要从遗址地貌类型、时间分布、空间分区、垂直分布几个方面对良渚遗址进行细化分析。其中时间和空间分布主要分析遗址群空间变化，侧重横向性，即面的研究；垂直分布考察遗址堆积的连续性和断层情况，强调纵向性，即点的研究。 　地貌类型 　 依地貌类型的不同，高蒙河将太湖流域的遗址分为台墩型、坡地型、岗地型和沉湖型四类。其中台墩型指人工垒筑或堆积所形成的高于现地表1～10米的土墩遗址；坡地型是位于河边湖畔的平缓地面、山坡或山脚下，呈缓坡状或平地状分布的遗址；岗地型指位于河流或湖沼沿岸的岗地上的遗址；沉湖型指埋藏在现代河湖水面以下的遗址。 良渚遗址地貌类型中，人工营建的台墩型遗址数量占大宗。在靠近山地的良渚遗址群内，约80％的遗址为台墩型，而这个区域内，还有分布在山脚的坡地型遗址。在嘉兴和苏南等自然山系很少的水乡平原地区，台墩类遗址的比例还会更高。因自然地貌分布的原因，太湖流域岗地型的遗址很少见到。良渚时期沉湖型遗址数量也很少，在太湖周边有青浦淀山湖、昆山太史淀、吴县澄湖等数处。这类遗址的形成与三角洲的发展以及这一地区在新构造运动中的沉降存在直接关系，在考古学领域尚无法进行更多的探讨。 　 所以总体而言，良渚文化遗址是以高地型的台墩遗址为显著特征，这是适应太湖流域低海拔多水域的自然环境的聚落类型，也与良渚文化的经济模式密切相关。 　时间分布 　 良渚遗址总数约440处，可分期的140处，其中早期56处，中期89处，晚期64处。因部分遗址存在不同阶段的堆积，故各期遗址点的数量之和大于总遗址数。环太湖流域是当时人类活动的超高密度地区。据统计，太湖流域该时期的遗址数量是周边宁镇、皖中和里下河地区总数的两倍。从时间的角度观察，本地区前期的马家浜和崧泽文化的遗址总数分别只有69处和57处，所以良渚时期遗址数量与马家浜、崧泽文化相比，有了巨大的增长。这种遗址增长的趋势开始于崧泽中晚期，并在良渚中期达到高潮。从表中可直观发现这种变化趋势。 　垂直分布 　 在可供分期的140处良渚遗址中，早、中、晚三期连续堆积的遗址12处，早、中或中、晚期连续堆积的分别为5处和10处，这两类重合型遗址约占总数的19％强，反映出遗址的重复利用率低，使用时间短暂，人群移动比例较大；但是在重复使用的遗址内，很多都是早期马家浜、崧泽时期就开始使用的遗址，所以良渚文化对前期自然条件较好的遗址基本都加以继续利用。只是相对于良渚大量新辟的单一型遗址，那些老的地点绝对数量较小。良渚时期只有一期堆积的遗址达85处，其中尤以早中期为多，晚期下降到17处。为太湖流域各时期新开发遗址数量对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良渚早中期新遗址数量剧增，而晚期开辟新遗址的做法出现了变异。据高蒙河的统计，太湖周边地区晚期单一型地点却出现成倍增加，与太湖流域呈现互为因果的趋势性，表明太湖流域呈文化向外扩散现象。 　遗址分区 　 从良渚遗址分布平面图上看，太湖流域内的各个地区遗址分布的空间密度各不相同。在若干区域内遗址数量较大、呈集群状密集分布，在区域内有高规格中心聚落。而各区域之间的位置则遗址分布较少，或基本为空白区。学术界将这种区域性分布的良渚遗址称为遗址群或聚落群。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将太湖周边的遗址分成如下几个区块： 　　（一）太湖以南的良渚一瓶窑区（良渚遗址群） 　 位于浙西山地丘陵和浙北杭嘉湖平原的接壤地带，其北、西、南三侧均是东天目山余脉的低丘。该区域俯视呈开口朝东的横向U形。区内地势低洼，海拔约2～3米，有零星突兀的低山散布其间，东苕溪从西南向东北贯穿，范围约33.8平方公里。区内发现各类良渚文化遗址“点”135处。其中有良渚文化第一地点——莫角山，也有反山、瑶山、汇观山等显贵墓地，还有姚家墩、庙前、官庄等众多规模和级别不一的遗址点。 　 （二）太湖东南的嘉兴地区 　 位于杭嘉湖平原，地势低洼，河网密布，东临大海。范围包括海宁北部、桐乡东南、嘉兴南部、海盐西北及平湖的一部分。平面略呈东北一西南向的长条形。面积约600平方公里。经调查和发掘的遗址有100余处。以往发现的多为普通基层聚落，但是出土玉琮、钺、璧的点不少。近年发掘的桐乡姚家山遗址可能为该区域良渚中晚期的中心地点之一。 （三）太湖东部的苏南一沪西地区 以吴江一苏州一昆山一青浦四点构成不规则的方形地带。区域内地形为散布有河流、湖泊的平原，夹杂有突兀的低山，发现青浦福泉山、吴县草鞋山、张陵山以及昆山赵陵山等高规格墓地和龙南、绰墩等大量普通聚落遗址。 （四）太湖西北、长江以南的江阴一武进地区 地形上属于太湖西北平原。北临长江、南接太湖、西北进入宁镇丘陵，处于良渚文化区的北界，发现的遗址数量较少。武进寺墩被认为是良渚晚期最高规格的都邑型遗址，江阴高城墩是中期的一处显贵墓地。 （五）太湖西岸的湖州一宜兴地区 地形上属于宜溧山地一茅山一天目山山系与平原的过渡地带，发现的遗址较少，有昆山、塔地等遗址。 　 各区的良渚文化在发展轨迹、文化面貌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同时各区及区内的中心遗址的盛衰起伏阶段并不同步。在大致相当的时期，各区聚落在规模等级上有明显区别。这种聚落的平面分布特征与良渚社会组织结构形态应该存在直接关联。 　 有学者将整个良渚文化区视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将不同的区块视为其不同级别的结构组织。其中早中期和晚期最发达的良渚遗址群和寺墩，被视为该实体（原始的国家组织）前后时期的“都”，其他区域中心则被视为次级组织，相当于“邑”，遍布各地的基层聚落就相当于“聚”，从而形成金字塔结构的聚落级序模式。另一种观点将每个区块视作同时并立的政治实体“古国”，从而形成“万国林立”格局的认识。而在每个区块内，同样存在金字塔型的聚落分化，各有高等聚落作为该群聚落的统领。各区间不同时期中心聚落规模的差异，被视为各原始国家实力差异的表现。对于各区域间表现出的以用玉制度和玉器形态纹饰的趋同为代表的文化共性，则被视为是弱势实体在意识形态领域向强势实体认同的结果，或者是结盟后强国对弱国的册封。这样，福泉山、赵陵山等聚落就被视为区域中心，与莫角山之类同样具备“都”的性质，只不过实力较逊。 　 在各聚落群内部，有迹象显示其等级结构可能还可进一步细分。如良渚遗址群内，根据平面位置还可划分出苟山周边和莫角山周边相对独立的两片，它们间的规模等级具有显著差别；嘉兴地区新地里、仙坛庙、普安桥等遗址附近都有相对密集的同等聚落呈小的群状聚集，而小群外围隔着较远的遗址空白区。所以在以区域标准划分后，应该还可进行进一步的细分，这就意味着良渚聚落的等级结构比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更为复杂，只是目前尚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去深入讨论。 　　第三节　聚落规模与等级 　　随着社会的发展，良渚文化已产生明显的聚落等级分化。 　　史前遗址的等级与规模间一般存在正比关系，所以遗址面积常被直接作为判断聚落等级的主要标准。本地区的史前遗址可以10万和6万平方米作为参考分界点，高于10万者视为一级聚落，低于6万者可视为三级聚落，两者之间的为二级聚落。 良渚时期聚落规模的统计出现两个标志性的变化，一个是总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的数据增多，接近二位数。其中最大的为莫角山遗址；另一个是从崧泽时期开始出现的基层聚落规模变小的趋势更为明显，1万平方米以下的数量较前翻了一番多，达到35％左右，个别还出现了不足1000平方米的遗址。即使在1～6万平方米的数据中，也以1～2万平方米的较多，接近40％，这些数据直观反映了最广泛分布的基层聚落的规模。所以这个时期聚落规模两极分化的现象非常明显。 　 但在缺乏完整性揭露的情形下，这些遗址的聚落规模的认定可能会有较大的偏差。对于大量被各时段重复利用的复合性遗址，现存遗址总面积是各时期结构不同的聚落遗存的累积。如绰墩、庙前等处的总面积都达数十万平方米，以往都曾被视为二级聚落中心址。但从正式发掘情形看，至少良渚早期时它们的面积都很小，是普通的小型基层聚落；另一种相反的情况是前文介绍的良渚遗址群内的情形，许多可能属于同一聚落不同的功能区，被分别作为不同的聚落看待。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莫角山遗址，以往仅将其30万平方米的中心土台作为良渚文化最大的聚落来看待，其实它与周边的反山、马金口、桑树头等一系列地点可能是同一聚落的不同功能区。有迹象表明莫角山可能仅是这个聚落的宫殿或祭祀区，而其比邻的反山、桑树头则可能为相关墓葬区。最近更在莫角山西面发现一条基本呈南北向分布的堤状遗迹，其底部宽达30～50米，在生土面上铺垫人工开采的石块，在旁挖沟，所掘获的生土垒筑石上，形成长堤，这个长堤现存高度在1～4米之间，上部有良渚晚期的居址类堆积。长堤的北段已抵现苕溪南岸，并随大塘拐往东侧，可能达黄泥口一带；南侧已明确到达凤山，目前田野工作仍在顺着长堤两头往前追索。不排除其进一步往南延伸，与新104国道北侧的卞家山所在的长达1公里的东西向条形土墩构成同一遗迹，从而在北、西、南三面呈匡字形围护以莫角山为首的众多台墩形遗址点。如果形成一个相对的闭合圈，则这类堤状建筑可能是具备挡水和维护功能，兼安排居址的巨型一体化公共建筑，可能是具有水乡平原地域特征的一种带城墙性质的设施。如果确实如此，则关于莫角山是没有城墙的台城的看法将被颠覆。同时莫角山中心址的面积，应该十倍于现在认识的30万平方米。如此看来，良渚文化不但可能有城址，而且其规模巨大，毫不逊色于黄河流域的陶寺和长江中游的石家河等中心址。 良渚二级聚落的认识最为模糊。如前所述，如将整个良渚文化视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以莫角山和寺墩为整个良渚古国早期和晚期的“都”。则类似福泉山、赵陵山这样的区域中心址就被视为相当于二级聚落的“邑”。如将每个区块视作并立的“古国”，则福泉山、赵陵山等聚落就被视为与莫角山之类同样具备“都”的性质。目前看来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一些。这样，原来被视为二级聚落的地点，部分要归于第一等级，而庙前之类则实际属于第三等级的基层聚落。故二级聚落的例子便非常少，其中良渚遗址群内的姚家墩是目前所知比较理想的例子。 　 这组聚落以姚家墩为中心共七个台墩组成，位于莫角山以北的苕溪北岸。从平面布局看，姚家墩处于中心位置，面积最大，约有35000平方米，略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与周围农田的相对高度为2～3米。其东侧为葛家村、王家庄与窑廊；其西侧为卢村、金村和斜步滩。此六处台墩距姚家墩均约100米。六处台地面积均在1万～2万平方米，与周围农田高差也均在2～3米左右。在葛家村、王家庄东侧，原有“东晋港”，南接苕溪，北抵山脉，卢村与金村西侧，也有名为“西塘港”的类似河沟。南部的苕溪，以往认为良渚时期以后河流改道后方流经此处，现在根据莫角山西侧堤状遗迹沿现苕溪南岸大塘拐往东面的现象推测，至少在良渚晚期之前，苕溪可能已位于现在的位置。这样看来，姚家墩这组七个台墩的布局就显得极为周密，显示出明显的人工斧凿痕迹，所以当是一组具有密切关系的台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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