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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余秋雨先生毕竟不是晋商研究专家，他只是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去游览了一些晋中大院，只是粗枝大叶地地找了几本黄鉴晖先生和其他人的晋商研究专著，然后据此便很认真地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抱愧山西》。晋商，确切地说是晋中商人，便随着秋雨先生的名字传遍了神州大地，甚至于越洋飞到了海外华人世界。客观地说，这篇文章，宏大，厚重，文笔优美，写出了山西商人雄迈悲壮的情怀，读之确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感觉，令人回味无穷。多少年来，很多人的晋商观念就一直以《抱愧山西》为蓝本。其实，秋雨先生步黄先生等诸多晋商研究专家的的后尘曲解了历史，误导了读者。作者用全部的身心带你走进这段尘封的历史，让你在荡气回肠的阅读中领略平阳商人气吞山河的孤黯背影。
　　历史毕竟不该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呵，你不尊重历史，历史终究会把你放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
　　……
　　这本书是作者20余年灵魂孤旅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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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编　游者无疆
圣彼得堡：白夜里的艺术天堂
圣彼得堡：一代帝王的瑰丽诗章
面对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
偷西瓜
“暗号”的愤怒
管姐
一生的突围
怆然
山西人
我们村里的特殊人
万荣“诤”气
中国商人
中国“神树”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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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
　　其实，这几大家族只不过是赵康商人的几个代表而已，仔细盘点，以赵康村为核心7公里方园内外名不见经传的富商大户多如星云，比比皆是。譬如太平县南柴的吴家、阜平的段家、蒙亨村毛家、西贾仪家、南贾村的李家、郭家，西中黄的张家、膏腴的张家，中安平的梁家；新绛冯古庄的毛家、西庄村的家家、光村的赵家等；方园20公里开外，还有太平南高刘家、稷山上费村“李百万”、白池村“高百万”、坞堆村王璋、西位村的“花楼门”宁家、吴城吴家、清水庄田家；闻喜北塬上粟村、凹底一带的赵子敬、段捷三等家族；曲沃县白冢村傅家、西杨村杨家；侯马杨村的张家，等等。难得的是这些个曾经“呼风唤雨”的富商大贾，有相当一部分还留下了当年叱咤风云时兴建的布满亭台楼阁的豪宅大院。
　　尽管正史上对他们只是片言只语的提及，然而民间沸沸扬扬的传说和那依然挺立的豪门大宅却证明着他们曾经意气奋发的辉煌气势。
　　……
　　赵康古城遗址，即晋文公称霸的晋国都城故绛，恰处于赵康、南赵、北柴三村的包围之中。2700年前，晋国流亡公子重耳借助秦国势力返回晋国故绛登上王位。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水深火热的百姓生活体验，以及访问诸国的耳闻目睹，促使晋文公励精图治，以“仁”治天下。他根据当时晋国汉民族和戎、狄等少数民族杂居的特点，实施了因地制宜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双轨制”政策，同时，“轻关易道，通商宽农。”遂“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以至于“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此时的晋国已然是“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的春秋霸主了。一大批“晋商”大贾也应运而生，计然（曾为陶朱公范蠡的师傅）、猗顿、白圭，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商人祖师爷都诞生在晋国这块充满神奇的土地上。
　　公元前585年（晋景公十五年），晋国迁址侯马新田后，故绛作为晋国陪都存在。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故绛属魏，易名为汾城，后世汾城县、汾城镇名称即由此始。200年瞬间即逝，汉时又在此改置临汾县，“临汾”一名始见史籍。应该说，至唐以前赵康古城都是经济繁荣、商贸发达、富庶一方的大都市。
　　2700多年来，朝代更替，世事变幻，但已经渗透在当地百姓血液中 “经商致富”的意识并未被虚幻的儒家伦理道德说教所扼杀，只要有一丝缝隙或一个缺口，它就会喷薄而出。甚至在极“左”的文化大革命年间，我们稚嫩的心灵里被老人们无意中灌输的思想观念竟是：“拖拖崽崽，骑骡骡，做买卖，挣下银钱拿回来。”至今回想起来，记忆犹新：一两岁刚牙牙学语的孩子们，被年轻的父母或者满脸褶皱的老者轻轻拉着两只小手，一摇一晃地学说着这首家喻户晓的古老儿歌。耳闻目睹多了，居然变成了熟视无睹，几十年来，我并未认真思考过其中的究竟所以。前一阵子，我看到我的外祖父景思闵20多年前发表在《襄汾县文史资料》中的《解放前汾城妇女生活概况》时，才真正弄清楚这首儿歌的来龙去脉和深刻含义。

…… 
　　其实，这几大家族只不过是赵康商人的几个代表而已，仔细盘点，以赵康村为核心7公里方园内外名不见经传的富商大户多如星云，比比皆是。譬如太平县南柴的吴家、阜平的段家、蒙亨村毛家、西贾仪家、南贾村的李家、郭家，西中黄的张家、膏腴的张家，中安平的梁家；新绛冯古庄的毛家、西庄村的家家、光村的赵家等；方园20公里开外，还有太平南高刘家、稷山上费村“李百万”、白池村“高百万”、坞堆村王璋、西位村的“花楼门”宁家、吴城吴家、清水庄田家；闻喜北塬上粟村、凹底一带的赵子敬、段捷三等家族；曲沃县白冢村傅家、西杨村杨家；侯马杨村的张家，等等。难得的是这些个曾经“呼风唤雨”的富商大贾，有相当一部分还留下了当年叱咤风云时兴建的布满亭台楼阁的豪宅大院。

尽管正史上对他们只是片言只语的提及，然而民间沸沸扬扬的传说和那依然挺立的豪门大宅却证明着他们曾经意气奋发的辉煌气势。 
　　…… 
　　赵康古城遗址，即晋文公称霸的晋国都城故绛，恰处于赵康、南赵、北柴三村的包围之中。2700年前，晋国流亡公子重耳借助秦国势力返回晋国故绛登上王位。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水深火热的百姓生活体验，以及访问诸国的耳闻目睹，促使晋文公励精图治，以“仁”治天下。他根据当时晋国汉民族和戎、狄等少数民族杂居的特点，实施了因地制宜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双轨制”政策，同时，“轻关易道，通商宽农。”遂“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以至于“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此时的晋国已然是“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的春秋霸主了。一大批“晋商”大贾也应运而生，计然（曾为陶朱公范蠡的师傅）、猗顿、白圭，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商人祖师爷都诞生在晋国这块充满神奇的土地上。

公元前585年（晋景公十五年），晋国迁址侯马新田后，故绛作为晋国陪都存在。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故绛属魏，易名为汾城，后世汾城县、汾城镇名称即由此始。200年瞬间即逝，汉时又在此改置临汾县，“临汾”一名始见史籍。应该说，至唐以前赵康古城都是经济繁荣、商贸发达、富庶一方的大都市。

2700多年来，朝代更替，世事变幻，但已经渗透在当地百姓血液中 “经商致富”
的意识并未被虚幻的儒家伦理道德说教所扼杀，只要有一丝缝隙或一个缺口，它就会喷薄而出。甚至在极“左”的文化大革命年间，我们稚嫩的心灵里被老人们无意中灌输的思想观念竟是：“拖拖崽崽，骑骡骡，做买卖，挣下银钱拿回来。”至今回想起来，记忆犹新：一两岁刚牙牙学语的孩子们，被年轻的父母或者满脸褶皱的老者轻轻拉着两只小手，一摇一晃地学说着这首家喻户晓的古老儿歌。耳闻目睹多了，居然变成了熟视无睹，几十年来，我并未认真思考过其中的究竟所以。前一阵子，我看到我的外祖父景思闵20多年前发表在《襄汾县文史资料》中的《解放前汾城妇女生活概况》时，才真正弄清楚这首儿歌的来龙去脉和深刻含义。

以前的汾城、赵康一带，虽然土地肥沃，但毕竟收入有限，人们做生意发财的观念也因此变得更加根深蒂固。挣钱的欲望支配着我的祖辈们去外地闯荡做生意。特别是西安、兰州、西宁、宁夏等地，到处都留下了汾城、赵康人的足迹。家里人称他们这些到外地经商的人为“出门人”。许多“出门人”到西地经商赚钱回来时，一般总是骑个骡子，要不就是马或馿。这一方面是过去到大西北的交通不方便，另一方面则是身上要携带大量的现银，远达千里以外的路途，不合适。于是，买上一头骡子或马，即可代步托运行李，还不容易露白（过去在路上，银钱让人看见，称之为露白，露白后，在路上容易遭劫），回到家里后将牲口一倒卖，还能赚一笔钱，可以说是一举几得。生于1909年的外祖父说，他小的时候，也是听着这首儿歌长大的。儿歌简单明了，三言两语就道出了父母要儿子，妻子要丈夫出外经商的目的。他记事起，赵康一带的农人到外地经商就已经是蔚然成风了。“所以，那时的妇女，除了特别有钱的，或者官宦人家的子女，找个门当户对的家庭嫁出去寻找物质享受外，大部分的妇女都愿意嫁个出门经商的，而不愿嫁给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把农民叫做‘打牛后半截’。”正是因为如此，商人的地位在以前的赵康地区地位是很高的，仅次于官吏，中国文化中的“士、农、工、商”，在这里完全变成了“商、士、农、工”，当官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只有经商可以人人可为、人人能为。这种情况和众多著名晋商研究专家说的晋商去外地经商是因为“土瘠民贫”，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的观点解释不了“金襄陵，银太平”一带明清时期老百姓去外地做生意“蔚然成风”的现象。

另外，从地域上讲，赵康地处原太平县（民国后改称汾城县）、曲沃县和绛州府三界交叉地带，历史上也曾在不同时期归置于不同的县域管辖。这里地域平坦，交通便利，运输业发达，比如赵康距离绛州府（现在的新绛城）只有11公里，距离侯马11公里，距离太平县城12公里。同时由于赵康实际上处于了一个“三不管”的“偏远”地区，官府“鞭长莫及”，这就为这一带的商业发达创造了更为便利条件。

外祖父在他《解放前汾城妇女生活概况》一文中说：“经商的人，并非人人都能发财回家。人常说‘出门的千家万家，发财回来的十家八家’，大部分‘出门人’只能空着手回来，结果就是邻居嘲笑，亲朋不齿，冷言冷语的，就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都向自己袭来。因之就有不少出外经商而发不了财的，终生不愿回家。这样一来，许许多多的妇女就要守活寡。这种情况，单单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南赵村就有20多户。”解读这段话，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到汾城、赵康一带当时经商风气之旺，出外经商人数之多。这么多的生意人里，走出几个呼风唤雨的豪门大户也实在稀松平常、理所当然了。

除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胸怀宽广的尉家人发财致富以后，也带动了一大批人经商致富。尉家实施股份制管理后，就先后接纳了亲朋好友参与他们的生意，走共同致富的道路。如北柴的“王”家、南柴的“吴”家、阜平的“段”家、南赵的“杨”家（此杨系南赵武举人杨彪家族）、义店的“文”家、西李的“李”家等，这些村子都分布在赵康镇辖域内或附近。

“赵康商人”是平阳商帮，也是晋商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这么个以赵康古城为核心的狭小地带内走出了这么多让人振聋发聩、在晋商大军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豪商大富，居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居然在晋商专家眼里视若不见，居然让写出名篇《抱愧山西》的余秋雨先生对它毫无所知，不能不让人遗憾。遗憾的是，我们只看到了光怪陆离的外表假象，我们只听到了夸夸其谈中的虚幻浮影，以至于让历史在现实的浮躁中发生了不应该有的变形和错位。

唉，一声叹息，为赵康商人，为晋商专家，亦为秋雨先生。
部分章节选读二 
　　在我的记忆中，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们村有十来个所谓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我父亲是其中一员，我生下来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黑崽子”。

这些“四类分子”被扣帽打倒的原因五花八门，各不相同。现在想起来，好多都让人哭笑不得。譬如，“人民公社”初期，一个名叫三蛋、年仅六、七岁的小男孩，在食堂吃了一个窝窝头，未能吃饱，就随口告诉小伙伴说：“毛主席好是好，就是让人吃不饱。”这件事不知怎么就被汇报到了大队部，大队干部立即意识到了这是一件严重的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三蛋虽然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小玩童，但当时大队干部们的思维逻辑是，这背后一定是他的老子在背后主使，于是三蛋的父亲杨醒民就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另两个“四类分子”被“戴帽”的过程更富有传奇色彩，我同学杨志荣的父亲杨觉民偷了生产队一篓子尚未开放的棉花苞，而另一个同学贾一鸣的父亲贾佩奇则是有一些谁也说不上来的小偷小摸行为，就都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

“四类分子”是全体社员批判、看管、教育和防范的对象。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还要到大队部“听差”劳教。所谓“听差”就是听候差遣的意思。为此，大队专门做了一个“听差”牌，写上所有“四类分子”的名字，根据顺序，“听差”牌到谁的手上，谁晚上就要到大队部“听差”值班。我记事起，这个熟悉的牌子就经常出现在我家，后来稍微长大一点，我就成了父亲专门的送牌人。也就是说，前一天“地主分子”段五娃“听差”牌送到我家，晚上父亲去大队“听差”劳改，次日早饭后，我当然的任务就是把这个牌子送到另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景志英——我的表舅家里。表舅心里苦，脸上常年难得见到一丝笑容。据说，他得罪了村子里的“贫协主席”，人家就说他曾经做过汉奸，并报告上去，表舅最后就被抓走坐了十年牢。表舅坐牢期间，他的妻子忍受不了这种折磨，就跟他离了婚，并带着他的小儿子外嫁他村。表舅上过高中，满腹经纶，口才绝佳，写得一手好字。可是坎坷悲惨的经历让他成为了一具毫无生气的行尸走肉，大约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他还不到60岁时，便带着无尽的问号，郁郁而终。表舅死时，家里还有一个一个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和年近四十尚未娶妻的长子。

我们村的这些“四类分子”被勒令经常做的事就是戴纸帽游街受批斗。“四类分子”中“地主分子”杨祥生——另一个“四类分子”杨觉民的父亲，我后来上小学三年级后的班主任老师，也曾经是我母亲的老师，他的个子大概有一米八左右，身体瘦削，像一根细长的打枣杆，站在十几个人的“四类分子”队伍里，绝对是鹤立鸡群。让人忍俊不禁的是，那些头脑灵活的红卫兵小将，还特意给他制作了一顶高约一米、上书“地主分子”的纸糊高帽，杨老师戴着高帽子往那里一站，奇装怪像，不伦不类，刚才还故作愤怒状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立时就笑翻了场，有的人笑得喘不过气来，有的人竟然笑得掉出了眼泪。

“历史反革命分子”耿思温脾气倔强，牢骚话也多，他因此就受到了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干部的格外照顾，拳打、脚踢、挨耳光，那是家常便饭。别的“四类分子”游行仅戴高帽，他不行，他的身上还另外贴了七个小纸条，什么“地主分子耿思温”
，什么“历史反革命分子耿思温”，什么“现行反革命分子耿思温”，什么“坏分子耿思温”，等等。要命的是，他在游行时，嘴里还得按顺序不停地背诵着这七个纸条的内容，一旦背诵错了，或者顺序有误，后边监督的红卫兵小将立刻就会飞起一脚，给他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大概是这种有损人格的奇耻大辱，让他实在活不下去了，游行批斗会一结束，他义无反顾地就跳了井，想自杀了事。哪承想，井水浅，他没死成，还摔坏了一条腿。革命群众把他打捞上来，还不依不饶，说他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绝没有好下场。人们把他抬到小平车上，往回拉，他又羞又怕身上又疼，呲牙咧嘴，可是还得念念有词地呻吟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好不容易熬到了年底，“四类分子”管教稍微松了一些。老耿倔驴脾气就又犯了，想起这一年含悲茹苦、忍气吞声的屈辱日子，老耿大笔一挥，就痛快淋漓地写了一副“惊世骇俗”的春联。

上联：“挨打受气辞旧岁”。 
　　下联：“断子绝孙过新年”。 
　　横联：“生不如死”。 
老耿的春联在我所在的南赵村及其附近村子一时传为“佳话”。奇怪的是，一向立场鲜明地的革命干部和红卫兵小将这次却轻易地放过了老耿。
　　 这是十来岁时候的事儿了，现在想来还历历在目。 
　　那个时候，我们村有800多口人，分4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块西瓜地，我们偷吃西瓜就非常方便。当然，偷西瓜的事儿不敢让大人知道。每次偷也就三两个，关键是能偷回来过个嘴瘾就行。其实，农村里长大的孩子，恐怕都有过偷西瓜的经历。那是一种真实的冒险游戏，有敌人有战友；有计谋有战术；有惊恐有乐趣；有单打独斗还有协同作战；有艰难苦涩还有累累的硕果。对于无拘无束的农村孩子而言，偷西瓜真是其乐无穷。

偷西瓜也得讲究战略战术，不然一旦让人家抓住，那就麻烦了。譬如，看瓜人首先得揍你一顿，然后报告给学校，学校老师会让你在全班或全校大会上做检查。最后也是最让我们害怕的，是家里这一关。骂是轻的，更多的时候，家长是用拳头跟你说话。尽管如此，偷西瓜的无限刺激性和其中的诸多乐趣，还是让我们乐此不疲。尤其是在看了战争题材的电影后，总想效仿其中的情节，通过偷西瓜来检验我们的机智谋略，尝一尝当“英雄”的滋味。所以，老师的淳淳教诲和家长的万般叮咛，总是被我们扔到了爪哇国，谁管它最后的结果是浪水滔滔还是翻天覆地。

我们这些小伙伴里面，我是头儿。类似于偷西瓜这些偷鸡摸狗的事，都是由我来拿主意。 
　　记得有一次，我们决定偷村东头砖瓦窑上边的那块西瓜地。这个砖瓦窑已经废弃多年不用，比周围的地面凹下去足有八、九米之多。四面的斜坡和土墙都长满了荒芜的野树杂草，很利于埋伏隐蔽。为了确保偷瓜成功，我临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有由我、琰和宝龙，作为主力埋伏到这里，伺机而动。另一路由文和小虎两个人，自“正面强攻”，目的是吸引看瓜老头的注意力，只做做样子，不用真偷。

文他们从旁边绕过去了，慢慢地出现在西瓜地的那一头。果然，看瓜的李老头向他们走去，嘴里似乎还吆喝着让他们滚远一点。 
　　我见时机成熟，就把手一挥，三个人很快麻利地窜到了西瓜地里。西瓜熟不熟，不知道，我们就只瞄准最大的往下摘。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三个就各抱了一个连滚带爬地返回了原地。对面的老李头和文他们还在扯淡，他哪里会想到几个小毛孩还会在背后偷袭。

我们按照原计划，撤往附近的一块玉米地里等他们两人。谁知，宝龙在撤离时，心慌意乱，一不留神，摔倒在地，西瓜也摔成了好几瓣，鲜红的西瓜瓤子和乌黑的西瓜子溅得到处都是，真可惜，让人看着都心疼。——唉，这小子每次做事都会给你闹出一点动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上次，我们晚上去偷瓜，抱着西瓜往回返时，他居然一脚踏到了一个废弃还没有填埋的枯井边上，多亏他反应灵敏，拽住了旁边的一棵小树，才算没有掉下去，井深十多米呢，一旦摔下去，那可是非伤即残，后怕啊。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5个人在附近一人高的玉米地里胜利会师。文耷拉着个长脸，眼泪汪汪地说：“以后我不再在正面吸引人家了，妈的，老李头说我们一肚子偷瓜的坏主意，还踢了我一脚。”大家“哄”地大笑起来，说他挨一脚，可以吃好几块西瓜，还是合算。文瞪着眼：“哪一天我长大了，非报这个仇不可。”

没人再理他，几个人用镰刀把两个西瓜切开，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大家吃得那个美呦，连瓜皮都啃得一干二净。每个小伙伴脸上都流露着满足的笑容，像一组刚和敌人打仗凯旋而归的特警战士，自豪极了。我也像个带兵打了大胜仗的将军，神气活现，得意洋洋。

有了这样很多次偷西瓜的经历后，我们实战经验变得丰富起来了，但万万没想到，上初中后的一次偷西瓜，居然让我这个百战不殆的老将都差点跌了个大跟头。

有一天晚上，宝龙找我一块去村西头去偷二队里的西瓜。看西瓜的是麻子老头喜勤。麻子光头，腿脚不灵便，但一脸横肉，脾气暴躁，打起人来没个轻重，我们都怕他。不过，麻子都60多岁了，怎么能抓住我们两个久经“偷场”的高手啊？

深秋的夜晚，凉风习习。月儿悄悄地藏在了乌云的后面，整个大地显得幽暗而静谧。各种不知名的昆虫的鸣叫声混合在一起，十分悦耳动听。

西瓜地里黑魆魆的，什么也看不清。地东头紧挨着村子，麻子的瓜棚建在西头。于是，我们在确信周围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俏俏摸摸地从东头潜伏进去摸瓜。起先，我俩十分谨慎小心，匍匐前行，可是左拍拍，右摸摸，就是找不到西瓜，甚至连一个小瓜蛋子都没有。我们逐渐爬起来，猫腰前行。周围死一般的沉寂，我俩却渐渐忘了害怕，慢慢地竟然摸到了瓜棚跟前。我突然想起，这个季节，西瓜几乎就没有了。可是，我们都不死心，也许麻子把瓜摘下来放到了瓜棚里呢。

麻子的瓜棚原来是一个喂马房。里边有两个很长的喂马槽。我俩就各把着一个马槽，顺着上边的槽子往前摸。我的心里“咚咚”跳个不停，浑身的汗毛都感觉倒竖了起来。心里还想，麻子会不会凶神恶煞般从天而降，那可就糟了。正想着，宝龙压低声音，欢喜地告诉我说：“我摸到了一个大西瓜。”我正待跑过去，那个西瓜突然就说话了：“妈里个×，你敢搬弄老子的头——”紧接着就听“啊”的一声惨叫。原来宝龙刚把“西瓜”扶起来，一下子就吓懵了，“砰”地扔下“瓜”，扭头就往外跑。我此时已经吓得魂飞魄散，早已撒开脚丫子玩命地冲了出去。麻子在后面大骂：“你个小兔崽子，哎呀，疼死啦。”

我们俩东一脚西一脚，狼狈地地逃回村里，都已经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宝龙还一个劲地说：“我摸着咋就没有感觉出是麻子的光头呢。这一下，老小子的光头可磕得不轻啊。”

第二天，麻子光头上顶着个红疙瘩，去宝龙家告状，说宝龙把他的光头当成了西瓜，还又抱着他的头狠狠地摔到了马槽上。宝龙当然少不了他爸妈的一顿打骂，但不过是个样子，只是给麻子个面子罢了。宝龙没有出卖我，我侥幸逃过一劫。可是，自此以后，我们可真就没有动过偷西瓜的歪点子了，老远看见麻子那个光头，就忍不住一笑，悄悄躲开了。

如今，看瓜的麻子和老李都死了20多年了，我却忘不了他们，每次回乡下老家，都会到原来的西瓜地里站上半天，想想童年逍遥自在的日子。

唉，偷西瓜，儿时多美妙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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