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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包括20世纪历史人物研究论辩述略、人物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中国古代人物研究中的论辩、中国近代人物研究中的论辩、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中的论辩五部分。

目　　录

绪论
第一章　20世纪历史人物研究论辩述略
　一、20世纪初年史学界的人物研究论辩
　二、20世纪20至40年代史学界的人物研究论辩
　三、新中国成立后l7年史学界的人物研究论辩
　四、“文革”结束后史学界的人物研究论辩
第二章　人物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一、关于人物研究的价值问题
　二、关于人物研究的方法问题
　三、关于人物评价的若干理论问题
第三章　中国古代人物研究中的论辩
　一、孔子
　二、秦始皇
　三、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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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二十世界历史人物研究论辩述略
　　一、20世纪初年史学界的人物研究论辩
20世纪初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迅速高涨的新时期。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完全变成“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不断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神州大地到处笼罩着“亡国灭种”的阴霾。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领导和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将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北洋军阀当政后，政治上投靠帝国主义，推行封建专制，在军事上大小军阀间为争权夺利混战不断，在文化上对尊孔复古情有独钟，使得中国社会乌烟瘴气，中华民国有名无实。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国的先进分子又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一系列斗争，有力地回击了封建复古逆流，将中国的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启蒙进一步推向深入。
20世纪初年中国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启蒙的深入，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和革命。一些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中国先进分子，为适应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需要，积极引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揭起了“史界革命”的旗帜，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应运而生。对近代中国“史界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创建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主要是英国实证主义史学。以英国实证主义史学泰斗博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为代表的西方史学著作，主张将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主体，为新史学提供了新理论、新方法，为批判、改造传统史学创造了条件。1901至1902年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文章，正式揭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标志着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崛起。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宣称：“今日要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少无男无女，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为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不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除了梁启超以外，还有夏曾佑、章太炎、刘师培等人。虽然这些人分属于改良派和革命派，政治立场不同，但对于新史学的主张却大体相同。他们大都提倡民史，反对君史，主张史学应该以国民为本位，要将古代史学的帝王资治通鉴转变为近代史学的国民资治通鉴，把帝王为中心的史学体裁转变为以国民为中心的史学形式，展示国民文化史的演进过程，对国民文化史的各项主要内容作出专门论述，使建设国民文化史而有所凭藉。在历史观方面，都提倡进化论，反对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退论。

第一章　二十世界历史人物研究论辩述略 　　一、20世纪初年史学界的人物研究论辩 20世纪初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迅速高涨的新时期。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完全变成“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不断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神州大地到处笼罩着“亡国灭种”的阴霾。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领导和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将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北洋军阀当政后，政治上投靠帝国主义，推行封建专制，在军事上大小军阀间为争权夺利混战不断，在文化上对尊孔复古情有独钟，使得中国社会乌烟瘴气，中华民国有名无实。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国的先进分子又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一系列斗争，有力地回击了封建复古逆流，将中国的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启蒙进一步推向深入。 20世纪初年中国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启蒙的深入，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和革命。一些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中国先进分子，为适应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需要，积极引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揭起了“史界革命”的旗帜，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应运而生。对近代中国“史界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创建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主要是英国实证主义史学。以英国实证主义史学泰斗博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为代表的西方史学著作，主张将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主体，为新史学提供了新理论、新方法，为批判、改造传统史学创造了条件。1901至1902年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文章，正式揭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标志着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崛起。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宣称：“今日要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少无男无女，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为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不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除了梁启超以外，还有夏曾佑、章太炎、刘师培等人。虽然这些人分属于改良派和革命派，政治立场不同，但对于新史学的主张却大体相同。他们大都提倡民史，反对君史，主张史学应该以国民为本位，要将古代史学的帝王资治通鉴转变为近代史学的国民资治通鉴，把帝王为中心的史学体裁转变为以国民为中心的史学形式，展示国民文化史的演进过程，对国民文化史的各项主要内容作出专门论述，使建设国民文化史而有所凭藉。在历史观方面，都提倡进化论，反对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退论。 在社会革命和史学革命双重作用与影响之下，20世纪初年的人物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根据形势需要，开始运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历史人物评价与研究，将人物研究同反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他们通过翻封建旧史的案，对一些历史人物重新评价，对传统观念发起了强烈挑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论辩。 这一时期历史人物研究中的论辩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如何评价中国古代历史上变革社会、反抗侵略和压迫的英雄。 鸦片战争至戊戌时期的史学家把君臣之义以及名节观念当作人物评价标准，认为依据它们可以扭转现实政治的混乱局面。如魏源于1857年前后写成的《元史新编》竭力坚持《春秋》的褒贬思想。“论日《春秋》书三叛人名，以惩恶而劝善，其人皆以土地归鲁，鲁史直书其事，不少讳焉。刘整、吕文焕、夏贵、刘梦炎之徒，身为将相大臣，乃亦趋降恐后，无复愧耻，不彰其恶，则贼臣接踵，岂尚有顾忌哉。”到了20世纪初年，这种人物评价的标准受到了强烈挑战，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运用社会进化论作为评判标准，对历史人物进行了重新评价与研究。《湖北学生界》1903年发表的《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提出，要调查“历史上之遗佚”，即包括“旧史诬蔑之英雄，旧史湮没之英雄，鼎革时代之实录”。这里，实际上是主张要翻封建旧史的案，要翻封建旧史所“诬蔑”和“湮没”的“英雄”的案。梁启超在《新史学•论正统》一文中对这种封建正统人物史观也进行了批判，“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以作史，史为充栋，徒为生民毒耳。”他对于封建史家的否认少数民族帝王和农民革命领袖以及农民部队之为正统，提出了强烈的异议。他表示为匈奴冒顿、突厥颉利和陈胜、吴广、新市、平林、铜马、赤眉、窦建德、黄巢、张士诚、陈友谅、李白成、张献忠、洪秀全等“而悲”。他认为一些人的能否获取祖(如汉高相等)帝(如宋武帝等)的徽号，就在于幸和不幸而已。他反问：窦建德的德难道就不如朱元璋之德吗？朱温的辖区难道比洪秀全的辖区广吗？隋文帝杨坚难道比西夏李元吴称帝的时间长吗？他认为“夷狄”和“盗贼”都可以为正统，可见其反对封建正统史观之烈。 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抒发各自政治主张，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历史比喻现实，又以现实经验解说历史，写出了不少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史学论著。梁启超先后写了《赵武灵王传》《王荆公传》《管子传》，麦孟华写了《商鞅传》。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叫好，为王安石变法“洗冤”，为商鞅变法“讼直”，为管子变法“传真”．以此抒发自己的改良主义政治抱负。革命派的一些杂志也发表不少有关历史人物的文章，如《湖北学生界》的《黄梨洲》、《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岳飞传》，《浙江潮》的《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江苏》的《郑成功传》、《为民流血史可法传》、《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复报》的《明季气节列传》，《新世界学报》的《宋爱国士岳文二公传》，《觉民》的《为种流血文天祥传》、《中国大侠张之房传》，《竞业学报》的《岳飞传》，《政艺通报》的《黄梨洲先生传》等等。 在这些史学著作中，他们通过歌颂古代历史人物勇于反抗暴政和民族压迫的精神，服务于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现实。例如在对陈涉的评价问题上，刘师培在1904年《中国白话报》中发表《中国革命家陈涉传》，把陈涉与孔子并论，认为”如若没有孔子，就不能集学术大成，这教育就不能完全了。如若没有陈涉，就不能掀起革命风潮，这政治就不能改革了”。他宣称写《陈涉传》的目的就是要“教现在的中国人都晓得革命一件事在我们中国也是很多人实行的。就是独立、自由的字面，也不是外国人创造出来的”。而“现在的中国，除得实行革命，没有第二个方法”。柳亚子则在《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中称陈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推倒政府，普救国民，留绝大纪念于吾祖国之大英雄大豪杰”，是“中国革命家第一人”，并表示无限崇拜。 在岳飞评价问题上，新旧史家尽管都是持肯定态度，但是肯定和颂扬之处具有很大不同，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在封建正统史家眼中，岳飞是忠臣和孝子的典范，其忠孝节义是岳飞最值得肯定之处，宣扬岳飞的目的为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为巩固封建君主专制服务。而新史家则侧重于对他抵御外族侵略的爱国精神进行讴歌，为宣传和发动民族革命服务。1903年《湖北学生界》在一篇文覃中称岳飞为“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认为“今日者民族主义之风潮，日日刺激于吾国民脑中，岳王灵魂亦遂磅礴万丈之浩气”，“再苏于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之脑”，“为种魂，为国魂，为中国民族之天神”。还认为后来之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人，都是“食岳王遗传之幸福者”，故“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之金冠不得不敬上岳千”。《竞业旬报》1906年第5期发表的《中国民族排外第一伟人岳飞传》，也对岳飞抗击侵略进行称赞，将岳飞抗金与革命党人排满联系起来。同年，蒋智由也发表文章，对国内崇拜岳飞的心理讲行分析，认为岳飞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所崇拜之一大人物”，就是岳飞代表了在南宋抗金形势严峻之时，忧国之士奋起抗敌，收复失地，洗雪国耻的心理，认为崇拜岳飞这样的人物，“实能强固其国家，维持其种族，而为国民势力所由发展，事业所由建树”。可见新史家宣传岳飞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清朝统治，与封建正统史家完全不同。 重新评价郑成功的文章著作在这一时期数量也比较多。郑成功在明末长期从事抗清活动，并与投降清朝的其父郑芝龙毅然决裂，并且率领军队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盘踞的台湾。虽然清政府后来改变了对郑成功的评价，但在清朝有些官书中仍称其为“逆贼”、“海寇”。这一时期，郑成功坚持抗清和驱逐殖民者的事迹却得到了革命党人的高度赞赏。匪石1903年在《浙江潮》上发表《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同年柳亚子在《江苏》上发表《郑成功传》，都对郑成功的功绩予以肯定，连横在《台湾通史》中也高度评价了郑成功收复台湾。1904年《中国白话报》也发表了通俗白话文的《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以为宣传。革命党人热情称颂郑成功，希望用郑成功的事迹激励国民奋起投入反对清朝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之中。 黄宗羲不仅是卓越的学者和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而且是坚持反清斗争的英雄。20世纪初年，新史家对其思想和事迹进行了重新评价和认识。他们将黄宗羲称为“中国民族主义发明家”和中国的卢梭，视为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面传统旗帜，希望“中国民急奉先生书而读之，庶足于觉迷而争自由，以期耀国常于林林列国间”。1902年，《湖北学生界》发表题为《黄梨洲》的文章，称他为“纯粹的英雄”、“经师人师的英雄”、“张皇师说的英雄”、“举世崇拜的英雄”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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