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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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刷时间:2014年10月01日
  • 开 本:16开
  • 纸 张:胶版纸
  • 包 装:平装
  • 是否套装:否
  •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300200439
作者:王绍光 著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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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中式政道思维与西式政体思维的异同分析为立论基础,从中国政治现实出发,以国际比较的视野,审视了新中国60多年社会主义实践在政治、社会、经济方面一脉相承的艰辛探索及其巨大成就,并通过严谨细致的研究阐释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与政策发展变化的新趋势、新特点、新规律。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为“中式政道思维”,中篇为“新中国的历史演进”、下篇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与政策”。
作者简介
  王绍光,1954年生于武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在1972—1977年任教于武汉市堤角中学;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已出版中英文专著与合著约三十本,包括《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分权的底限》、《民主四讲》、《袪魅与超越》、《安邦之道》、《人间正道》、《中国式共识型决策》等。
目  录
一、理想政治秩序——古今中西的探求
二、政体与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异同
  政体思维
  政道思维
    治道
    治术
  结语
三、“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评“儒家宪政”
  蒋庆的“王道政治”
  病症:合法性危机?
  “处方”:王道政治?
  结语:中华社会主义民主
四 、传统政道思维与当代治国理念
  二百年治国的三个阶段
  党国体制解决了治国能力问题
  前30年打基础,后30年起飞
  国家治理与国家能力
  中国体制的四个优势
  四个优势都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西方政体思维与中国政道思维
  共产党讲的“民主”是政道层面上的
  摒弃政体决定论思维方式
  民主要谈,更重要的是谈社会主义
五、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
  前30年的探索
    所有制方面的探索
    计划方面的探索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方面的探索
    前30年探索的成就
  后30年的探索
    邓小平的探索
    十五大以来的探索
    后30年探索的成就
  结语
六、要瘦身,不要虚胖;要先锋队,不要精英党
七、社会建设的方向:“公民社会”还是人民社会? 
  正名:“公民社会”还是“民间会社”?
  名与实:破除有关“公民社会”的五种神话
    同质的神话
    圣洁的神话
    独立的神话
    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神话
    民主动力的神话
  社会建设的目标:人民社会
  结语
八、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
  一个“悖论”?
  中国人的民主观
  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
  中式代表型民主的理论
    代表谁?
    谁代表?
    代表什么?
    怎么代表?
  中式代表型民主的实践
  结语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谈到过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他同意“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他所说的“政体”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或孟德斯鸠意义上的政体,而是一种政道。 例如,他把其理想政体称为“民主集中制”。显然,西式的政体理论决不会把“民主集中制”看作一种政体,它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治国之道。
  同理,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当毛泽东说下面这段话时,他提到的“民主”并不是一种政体,而是一种政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历史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讲的“民主”从来都是政道层面上的民主,因此才会有诸如“民主作风”、“这个人比较民主”、“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民主”之类的说法。如果仅从政体上理解民主,这些话毫无意义。
  “民主”本来的意思是人民当家作主。既可以从政体的角度看民主,也可以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从政体的角度看,民主与否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代表性 (representativeness)。但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与否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人民的需求 (responsiveness)。
  现在世界上最流行的民主观是政体思维的民主观,其依据是熊彼特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在这本书中,熊彼特批判了所谓“古典民主观”;因为在他看来,原来的民主观把人民当家作主放在首位而把他们对代表的挑选放在第二位是不对的。他把民主定义为:一些个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公共)决策权的制度安排。这就彻底颠覆了民主的原意。他对此也毫不讳言,“民主不是,也不意味着任何明确意义上的‘人民的统治’,民主仅仅意味着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将要统治他们的人。但由于人民也可以用完全不民主的方式来决定谁做领导人,我们必须再加上另一个标准以收窄我们对民主的定义,即候选人自由竞争人民的选票”。在熊彼特手里,“民主”完成了从“人民统治”向“人民选择统治者”的转型:“人民”变成了“选民”;“民主”变成了“选主”,即人民每隔四五年在几个相互竞争的精英团体中进行选择。从这种观点看,凡是存在竞争性选举的政体就是民主的,凡是不存在竞争性选举的政体就是专制的,因为据说人民在前一种政体下“被代表”了。
  然而,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政府政策对人民需求的回应性更重要。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民主理论家罗伯特道尔指出,“民主最关键的特征是政府对其公民偏好持续的回应性”。因此,他认为现实世界中没有真正的“民主”,只有一批“多头政体”(polyarchy)而已。 尽管道尔在西方学界名声很大,但他的这个观点在主流话语中几乎完全被遮蔽了。
  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看,是代表性重要还是回应性重要?当然,两者都重要,但老百姓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政府出台的政策能否反映他们的需求。环视当今世界,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政治体制从形式上看,似乎有“代表性”,因为那儿有竞争性选举,但这类体制的回应性未必很高;有些政治体制没有多党竞争,但对人民需求的回应性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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