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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鼓女》是约翰·勒卡雷发表于1983年的一部间谍小说，讲述了以色列间谍头目马丁·库兹为了刺杀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哈利勒——后者是一名长期在欧洲以犹太人为目标、实施爆炸袭击的恐怖分子头目，雇用了一名激进的左翼英国女演员查莉。在一系列准备之后，查莉终于融入了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勒卡雷擅长间谍小说，但不少评论家认为这部《小鼓女》已经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间谍小说。著名评论家兼作家威廉·F·巴克利在《纽约时报》上评论：“《小鼓女》之于间谍题材，就如同《包法利夫人》之于通奸、《罪与罚》之于犯罪题材一般。”

内容简介

　　《小鼓女》是约翰·勒卡雷出版于1983年的一部间谍小说：以色列间谍头目马丁·库兹为了刺杀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哈利勒——一名长期在欧洲以犹太人为目标、实施爆炸袭击的恐怖分子头目——招募了一位激进的左翼英国女演员查莉。在一系列准备之后，查莉终于融人了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面对虚构的情人和经历，查莉的良心和道德在两个民族之间摇摆不停，根深蒂固的道德观也已被撕扯成碎片。究竟哪一方才是正义的？作为一个脆弱不堪而渴望爱情的双重女间谍，又该如何抉择？

作者简介

　　约翰·勒卡雷，原名大卫·康威尔(DavidCornwell)。1931年生于英国。18岁便被英国军方情报单位招募，担任对东柏林的间谍工作；退役后在牛津大学攻读现代语言，之后于伊顿公学教授法文与德文。1959年进入英国外交部，同时开始写作。1963年以第三本著作《柏林谍影》一举成名，知名小说家格林如此盛赞：“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从此奠定文坛大师地位。迄今共著书22部，有3部入选美国推理作家协会“十佳间谍小说”，4部入选“百佳犯罪推理小说”，获奖无数，是这个领域当之无愧的王者。
　　勒卡雷是塑造人物的大师，笔下的特工主角乔治·史迈利已成为英国文学史上与福尔摩斯相媲美的经典形象。此外，因其作品具备深沉的道德关怀、生动的人性刻画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被评论界称为“在世最好的英语小说家之一”。
　　勒卡雷既是“冷战时代的小说家”，也是当代一流的国际观察家，富有想象力的社会历史学者。曾是阿拉法特的座上宾，小布什的批评者，至今仍以他清醒的洞见对当今世界发挥着影响力。
　　获奖记录：1963年，英国犯罪推理作家协会(CWA)金匕首奖。1964年，英国毛姆奖，JamesTaitBlack纪念奖。1965年，爱德加奖。1977年，CWA金匕首奖，JamesTaitBlack纪念奖。1984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MWA)大师奖。1988年，CWA钻石匕首奖(终身成就奖)，意大利MalapartePrize2005年，CWA50年*金匕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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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虽然德国官方不可能了解这些，但无论怎样，巴特戈德斯贝格事件就是证据。在巴特戈德斯贝格事件发生之前，坊间的各种猜疑有增无减。最终，当精准的计划遭遇到劣质的炸弹时，所有的猜疑瞬间变成了肯定。业内人士说，迟早有一天，有人会为此埋单的。在这之前，等待让人备受煎熬。
　　炸弹没能按时引爆，滞后了约十二小时之久，实际爆响的时间为星期一上午八点二十六分。现场发现的几只受害人的手表，全都定格在这一时刻。跟过去几个月发生的爆炸案一样，事先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警告。其实，预先的警告原本就不在计划之列。
　　在杜塞尔多夫，一位来访的以色列武器采购官员莫名其妙地在自己的轿车里被炸弹炸死。同样，在安特卫普，有人将一颗伪装成书籍模样的炸弹送至东正教犹太人大会的组织者驻地，结果，大会的名誉秘书长被炸死，她的助手也在大火中丧生。在慕尼黑，有人将炸弹安放在一家以色列银行门外的垃圾桶里，造成两路人受伤。唯一的例外是斯德哥尔摩爆炸案，事先有人给出了警告。然而，调查的结果表明，此案与前面提到的系列案件没有关联，作案者另有他人。
　　八点二十五分，巴特戈德斯贝格市区的德勒瑟尔斯特拉斯大街，依旧是一个绿树成荫、安静隐蔽的外交官驻地。如果想尽可能地远离波恩这个政治漩涡，但又可以在十五分钟之内驱车到达，这个地方，应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是一个新落成的街区，但路边的房屋设施却很成熟：草木茂盛的花园，车库上方有女佣的房间，还有安装在瓶料玻璃窗外面的哥特式防盗网。莱茵兰地区常年温湿、多雨，植物和外交社区一样，长势喜人，几乎赶上了德国人修筑公路的速度，追上了他们绘制地图的速度。结果，有些房屋差不多已经被前院茂密的针叶树所遮掩。那些灌木，如果任其生长，迟早有一天会遮天蔽日，整个地区将成为格林童话中的仙境。经证实，这些树木能有效抵御爆炸的冲击波，因此，爆炸发生后没几天，当地一家园林中心已经将此品种列为了珍品。
　　在这条街上，不难发现，有些房屋颇具民族特色。比如，坐落于德勒瑟尔斯特拉斯大街街尾转角处的挪威大使官邸，一栋简朴的红砖农合，乍一看，还以为到了奥斯陆的远郊呢！埃及领事馆位于街首，给人一种凄美的感觉，仿佛艰难时世中衰落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行宫别院。屋内传出忧伤的阿拉伯音乐，百叶窗始终关闭，好似在抵御北非地区的热浪。时值五月中旬，天气已经开始转晴，鲜花和嫩叶在微风中摇摆。玉兰树的花期刚过，可怜的白色花瓣大都已经掉落，飞飞扬扬，满地残片。宽阔的马路上，车来车往，但是，有绿树作屏障，嘈杂声几乎无法进入到室内。爆炸前，最清晰的声音当属小鸟的鸣叫，其中有数只体态丰满的鸽子，它们爱上了澳大利亚使馆武官家房前的紫藤，那也是外交官先生最为自豪的植物。向南一公里处，虽然不在视线范围之内，但却能听见驳船马达发出的突突声。

虽然德国官方不可能了解这些，但无论怎样，巴特戈德斯贝格事件就是证据。在巴特戈德斯贝格事件发生之前，坊间的各种猜疑有增无减。最终，当精准的计划遭遇到劣质的炸弹时，所有的猜疑瞬间变成了肯定。业内人士说，迟早有一天，有人会为此埋单的。在这之前，等待让人备受煎熬。 
　　炸弹没能按时引爆，滞后了约十二小时之久，实际爆响的时间为星期一上午八点二十六分。现场发现的几只受害人的手表，全都定格在这一时刻。跟过去几个月发生的爆炸案一样，事先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警告。其实，预先的警告原本就不在计划之列。 
　　在杜塞尔多夫，一位来访的以色列武器采购官员莫名其妙地在自己的轿车里被炸弹炸死。同样，在安特卫普，有人将一颗伪装成书籍模样的炸弹送至东正教犹太人大会的组织者驻地，结果，大会的名誉秘书长被炸死，她的助手也在大火中丧生。在慕尼黑，有人将炸弹安放在一家以色列银行门外的垃圾桶里，造成两路人受伤。唯一的例外是斯德哥尔摩爆炸案，事先有人给出了警告。然而，调查的结果表明，此案与前面提到的系列案件没有关联，作案者另有他人。 
　　八点二十五分，巴特戈德斯贝格市区的德勒瑟尔斯特拉斯大街，依旧是一个绿树成荫、安静隐蔽的外交官驻地。如果想尽可能地远离波恩这个政治漩涡，但又可以在十五分钟之内驱车到达，这个地方，应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是一个新落成的街区，但路边的房屋设施却很成熟：草木茂盛的花园，车库上方有女佣的房间，还有安装在瓶料玻璃窗外面的哥特式防盗网。莱茵兰地区常年温湿、多雨，植物和外交社区一样，长势喜人，几乎赶上了德国人修筑公路的速度，追上了他们绘制地图的速度。结果，有些房屋差不多已经被前院茂密的针叶树所遮掩。那些灌木，如果任其生长，迟早有一天会遮天蔽日，整个地区将成为格林童话中的仙境。经证实，这些树木能有效抵御爆炸的冲击波，因此，爆炸发生后没几天，当地一家园林中心已经将此品种列为了珍品。 
　　在这条街上，不难发现，有些房屋颇具民族特色。比如，坐落于德勒瑟尔斯特拉斯大街街尾转角处的挪威大使官邸，一栋简朴的红砖农合，乍一看，还以为到了奥斯陆的远郊呢！埃及领事馆位于街首，给人一种凄美的感觉，仿佛艰难时世中衰落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行宫别院。屋内传出忧伤的阿拉伯音乐，百叶窗始终关闭，好似在抵御北非地区的热浪。时值五月中旬，天气已经开始转晴，鲜花和嫩叶在微风中摇摆。玉兰树的花期刚过，可怜的白色花瓣大都已经掉落，飞飞扬扬，满地残片。宽阔的马路上，车来车往，但是，有绿树作屏障，嘈杂声几乎无法进入到室内。爆炸前，最清晰的声音当属小鸟的鸣叫，其中有数只体态丰满的鸽子，它们爱上了澳大利亚使馆武官家房前的紫藤，那也是外交官先生最为自豪的植物。向南一公里处，虽然不在视线范围之内，但却能听见驳船马达发出的突突声。 
　　浑厚、低沉的声音，当地的居民早已对此充耳不闻；倘若这声音突然消失，他们反倒不习惯了。总之，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早晨，尽管西德的那些重要报纸每天都充斥着令人惶恐不安的消息——萧条、通胀、破产、失业，等等，很明显，都是些老牌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通病——可你依然相信，巴特戈德斯贝格是一个宁静、高雅的宜居之所，而且，波恩也不像报纸上所描述的那般不堪。 
　　由于种族和级别的不同，有些男人已经离家上班去了，但是，外交官们，可以说，简直就是男人中最慵懒的一类。一个面带忧伤的斯堪的纳维亚领事，因为婚姻的压力，前一晚，借酒浇愁，现在，仍在昏睡。一个南美的代办，头上套着发网，身上穿着一套丝绸睡衣——北京之行的收获——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告诉那个菲律宾籍的司机当天采购的内容。意大利领事一丝不挂地正在修面，他习惯起床之后先锻炼，后洗澡，而后刮胡子；他的夫人已经穿戴齐整，正在楼下批评女儿，因为，小丫头前天晚上没有按时回家，可她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还跟母亲顶嘴。每周，这样的对话是母女俩一大早必做的功课。来自象牙海岸的一个使节正在打国际电话，正式告知他的主子，为了从德国财政部弄到发展援助，他最近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这样的事情现在越来越难办了。电话突然断了，电话那头的主子们以为他故意挂断他们的电话，即刻发过来一封电报，问他是不是不想干了。以色列劳动专员一个多小时前就上班去了。在波恩，他还不太习惯，因此，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喜欢遵守耶路撒冷的工作时间。生活就这样继续着，众多低俗的种族笑话，追根溯源，都来自现实和死亡。 
　　在每一次爆炸中，都有奇迹发生，这一次也不例外。奇迹来自于那辆美国校车，它负责接送本社区大部分的少年儿童。孩子们候车的地点距爆炸中心不足五十米，幸运的是，在这个星期一的早上，没有一个孩子需要回家去拿落在家里的作业，没有一个孩子没有按时起床，也没有一个孩子因为不愿意上学而拖延了时间。 
　　就这样，校车准时启动了。爆炸中，校车的后窗玻璃被震碎了，汽车冲到了路边，一个法国小女孩眼睛受了伤。谢天谢地，孩子们大都安然无恙。事后，这件事被定性为一种救援举动。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此类爆炸事件，或者至少，此类事件后果的一个特征：与其说沉浸在死亡的苦痛中，人们更愿意赞美生命。当灾难的冲击波渐渐消退的时候，悲伤才真正开始，但这往往发生在数小时之后，当然，也有例外。 
　　爆炸的声响，人们并不记得，特别是住在附近的人们。在柯尼希思温特，老百姓听见河对岸传来一声巨响，以为那里爆发了一场对外战争。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他们惊慌失措，东跑西颠；他们咧开嘴巴，笑着，好像他们是一群侥幸逃脱的同案犯。他们纷纷说，那些该死的外交官，你希望他们怎么样？让他们赶快收拾行李，全部滚到柏林去，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花我们纳税人的钱！但是，爆炸刚开始的时候，周围的人却什么也没有听见。假如他们能够提起此事，假如他们能够开口说话，他们会说，他们看见道路变了形，或者，街对面一栋房屋屋顶上的烟囱腾空飞了起来，或者，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摧毁了他们的房屋，撕扯他们的皮肤，捶打他们的身体，把他们打倒在地，鲜花从花瓶里飞出，花瓶撞上了墙壁。没错，他们记得玻璃破碎的声音，记得嫩叶掠过地面的刷刷声。人们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能低低地呻吟。从这个意义上说，很明显，从他们自然意识中爆发出来的声音，他们还是有感觉的。此外，有几个目击证人曾经提到，当时，法国领事家厨房里的收音机正在高声播放当天的食谱。 
　　有一个自认为很理性的女人，向警察询问说，爆炸是否有可能扩大收音机的音量。警官们把毯子裹在她身上，将她带离现场，并对她轻声解释说，在爆炸中，一切皆有可能，但在这起事件中，这种解释行不通。法国领事家的窗玻璃全部破碎了，屋内没有人去理会那个收音机，因此，它自顾自地对着大街继续播放。对以上解释，那个女人仍旧抱有怀疑。 
　　记者们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在警戒线外张望。据最早的报道说，爆炸造成八人死亡，三十人受伤，矛头直接指向一个叫做“尼伯龙根5号”的德国右翼狂热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两名智力迟缓的男孩和一个疯老头，他们的能力恐怕连一只气球也奈何不了。中午，在压力下，媒体被迫将死亡人数降至五人，其中一人是以色列人，四人重伤，另外有十二人被送进医院，伤情各异。此时，他们改口称，对此次爆炸负责的应该是“意大利红色连队”，但是，同样，没有丝毫证据。次日，他们又有了新的版本，这一次，他们剑指“黑色九月”。又过了一天，一个自称为“巴勒斯坦的痛苦”的组织主动承认与此事有关，他们还给出了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之前的几起爆炸案也是他们的作品。“巴勒斯坦的痛苦”，与其说这是一个组织的名称，还不如说它直接对行凶者的动机作出了解释。在一段时间内，这个组织名声大噪，因为，许多冗长乏味的名篇都不约而同地用它作为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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